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从二次大战结束、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以来,阿登纳和
勃伦塔诺就密切合作,阿登纳曾对勃伦塔诺寄予过莫大希望,称勃伦塔诺为
“我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必要保证”。现在勃伦塔诺却先他而去,阿登纳
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他去参加了勃伦塔诺的葬礼,其后一直情绪低落,直
到1965 年初,他去了法国,见到了戴高乐,并接受了法兰西学院隆重授予他
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士的荣誉,他的心情才开朗得许多。这次去法国,报界
评论说他在法国“红得发紫”。在这种恭维客套之辞中,他感受到法国人的
极大诚意,并为此十分愉快。
1965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在几天前圣诞节的
讲话中,阿登纳就已经表露出他对世界形势的极大忧虑,况且人到这个年龄
对本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好像是做展览,他希望不搞大型庆祝。
生日这一天,他只接受了基民盟在小范围内对他的祝贺。在他心里有更
多的事还等着他去操心。1965 年对他来说充满了问号:联邦议院还面临着选
举,基民盟形势岌岌可危;英国工党政府又上了台,谁知道他们会对东方有
什么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换了新人马,去向未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它
又会有什么更深刻的影响?刚刚赢得竞选的约翰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
不得而知。。他最关心的北约改组和欧洲联合问题更是前途未卜。
1 月24 日,从伦敦传来了丘吉尔的噩耗。又少了一个同路人,阿登纳的
心情再度沮丧。曾与他一起搞政治的人越来越少,圈子也越来越小了,世界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从旧有的逻辑出发,阿登纳认为政治局势与其说
在继续发展,不如说在不断恶化。
他仍然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联邦德国同法国和美国的关系。自从艾哈德和
戴高乐总统再度会晤之后,德法关系看来已经摆脱了夏季以来的冰冻状态,
出现了某些好转。虽然对法关系有了些希望,但同美国的关系却一点也不容
乐观。这些年来,阿登纳利用一切谈话的机会向他大洋彼岸的政治伙伴们灌
输:美国的命运同欧洲的命运休戚相关,欧洲应是美国外交的决定性重点,
是美国利益真正的所在。但是,这一基本事实是否也为华府官员们所看到呢?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过去之后,白宫的新主人虽然继续着这一路线,
但从柏林危机、北约改组这一系列事件中,让人不能不感到欧洲的重要性在
华府的心目中已经丧失。难道欧洲已经安然无恙,再也不会有来自苏联的危
险了吗?阿登纳决不相信这一点。他希望美国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2 月5 日,阿登纳在波恩联邦参议院侧屋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纽约时报》
的发行人C·L·苏兹贝格。阿登纳认识他已多年了,苏兹贝格对美国舆论有
重大影响。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
1965 年2 月10 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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