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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了。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同别人的丈夫开会开到凌晨4点钟？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然而，他的这些卑鄙伎俩未使温妮屈服。恶劣的卫生条件、长时间的折磨和摧残使温妮的失眠症加重，同时也患了营养不良症，牙床因缺少维他命而出血。

但也正是这种铁窗生活，使曼德拉夫人开了眼界。首先，她有幸与一些老一辈的妇女英雄一起，从而学到了很多东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这些伟大的妇女，亲手造就了今天的我。”其次，她也更深刻地认识到种族矛盾的尖锐。她发现，那些欺负她们的阿非里卡人实际上被黑人吓得丧魂落魄，“以至于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成了囚犯”。经过这一场洗礼，温妮更加成熟了：“在监狱里，我倒觉得更加自由了。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比在讲台上就这些信仰慷慨陈词更能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监狱对我的灵魂的净化超越了任何其他东西。”

有时，为了其他犯人的利益，温妮也像她的丈夫一样挺身而出。有一次，一个警官企图虐待一位名叫玛莎·德拉米尼的妇女，温妮气愤地对他说，“看你敢动她！看你敢动这位妇女一根毫毛！”那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但他还回过头来威胁温妮：“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后来，3名女看守对温妮大加训斥，向她挥舞着警棍说：“如果你再那样说话，小心这个。”温妮毫不畏惧地回答说：“那就请便吧，你们这些该死的蠢婆！”与她一起被囚禁的南非妇女界和工会领袖丽达·恩赞加曾回忆温妮在狱中的表现，认为她是一个有勇气、有胆量的妇女，对恶势力毫不畏惧，“她本人就是一个领袖。”

这次对她们的指控是“促进了一个非法组织的目标”，“以重建和壮大非洲人国民大会为共同目的”，但因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国家撤回了起诉，温妮·曼德拉和其他被告于1970年2月16日全部获释。然而，她们还未离开法庭，警方又按“恐怖主义法”第6款，以完全相同的罪名立即将她们重新拘留并单独关押。6月，全国各地举行抗议集会，政府当局不得不撤销对这些政治犯重新起诉，1970年9月14日，她们再一次获释。

在温妮被关押期间，曼德拉心急如焚。他四处托人打听她的下落，最后，他才知道温妮被关进了比勒陀利亚的中央监狱。在他后来写给温妮的信中，他赤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虽然我总是试图表现得很勇敢，但是却不能容忍他们把你投入监狱。很少有什么事情像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扰乱我整个生活。而这种苦难似乎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5月到1970年9月那段令人极其痛苦的经历……我深知，你的受难是因为你对孩子和我，以及对我们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

也是在这段时期，曼德拉的长子滕比因车祸丧生，这给了他极大的打击。滕比从小与父亲关系很好，此时年仅24岁。曼德拉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言不发地回到牢房。“他呆在他的单身牢房里，与外界隔绝。然而，西苏鲁注意到他沉默寡言，就到他那儿去问出了什么事。纳尔逊将事情告知他。西苏鲁陪着他呆了很长时间，和他谈心。”在罗本岛关了12年的麦克·马哈拉吉这样回忆。

就这样，曼德拉夫妇以这种深沉的爱——相互的爱慕，对亲属的眷恋和对人民的热爱，来拥抱这个世界。

第十八章　罗本岛岁月

·监狱的一天：起床、洗漱、早饭、苦工、洗澡、吃饭、睡觉

·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

·致司法部长的请愿书

·进步党议员苏兹曼夫人的访问

·牙医诊所——越狱的企图

·曼德拉与白人看守的友谊

·“我哭泣，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一场厚颜无耻的偷袭

罗本岛位于离开普敦西北方向7英里的桌湾。岛上地势平坦，布满岩石，风势很猛。这里最初的居民是海豹（荷兰语叫做罗贝）和蛇及其他动物。当以范·里贝克等第一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在开普敦建立了殖民地后，他们发现此地适合作监狱。汹涌的波涛既阻止了其他人靠近，又可防止犯人逃跑。冬天，这里寒风呼啸，无遮无掩，气温比大陆上更低。夏天，太阳照在岩石上，石灰岩被炙烧得滚烫，这里比大陆上更热。

自从罗本岛变成监狱以后，它成了白人压迫黑人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了黑人反抗斗争的一个象征。1658年，科伊人与荷兰人为争夺生存权开战。为保卫祖先生活了几百年的土地，科伊酋长奥特舒马约率领部落人民英勇反击荷兰人的蚕食，不幸战败被俘。荷兰人将他流放到罗本岛，然而他竟然逃脱，又回到了山林。奥特舒马约是惟一从罗本岛逃离的犯人。充满种族歧视的白人历史著作中也不得不提到他，但将他称为“流浪者哈里”。

早期的科萨人英雄马卡纳曾举起义旗，在格雷厄姆斯敦一带对英国人发起进攻，但由于武器上的悬殊而失败。这发生在1819年。1820年，马卡纳不幸被捕，被流放到罗本岛，在越狱时被海浪夺去了生命。后来一些犯人将此岛也称为“马卡纳岛”，以纪念这位勇于向英国殖民者的统治权挑战的科萨人英雄。随后，科萨人酋长马科马在“卡佛尔战争”中被击败后，也被流放此岛。另一位酋长兰加利巴列列被纳塔尔特别法庭判处“最高叛国罪”，也于1873年被流放罗本岛。此外，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一些领导反抗运动的土著领袖也被流放此地，爪哇岛的谢克·阿卜杜尔·拉赫曼·曼杜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被作为政治犯囚禁在罗本岛，在此了却一生。

根据南非司法部长1959年的决定，罗本岛成为囚禁“非白人”（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男性政治犯的最太监狱。罗本岛周围1英里范围之内不允许其他船只进入。这个岛上的监狱实际分为三处。第一处为隔离监禁所，这是在旧监狱旁边新建起的特殊监狱，共有88个牢房，它与旧监狱之间有一道6米高的大墙相隔。每个牢房约7平方英尺，有一个照明用的灯泡。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等重刑犯和一些“知识分子”犯人被关在隔离监禁所。

第二处为恐怖分子集中营，囚禁来自纳米比亚、罗德西亚和南非共和国的自由战士。这些犯人多为进行武装反抗或游击作战的非洲人。第三处为总集中营。原来每个容纳25名犯人的牢房，到60年代初要挤进60人。这里除关押了政治犯以外，还关押了300多名服无期徒刑的黑人刑事犯。犯人的床就是两块草垫，一块铺在水泥地上，一块卷起来当枕头。冬天有三条毯子，夏天两条。据一位被囚禁过的犯人回忆，“膳食很差，以致很多人患了结核病。经常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准吃饭，如没有扣好衣服钮扣，说话或吸烟，等等。”

曼德拉刚到罗本岛时，被关在总集中营一个临时的“锌皮房”，新建的隔离监禁所完工后，他们共33名重要政治犯被带到这一新牢房，与其他犯人隔绝。最初，曼德拉等“利沃尼亚人”被整天关在牢房，没有任何户外活动。后来经过犯人们的斗争，监狱当局同意让他们到院子里“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劳动”——打石头，即将采石场采的大石块碎成石料。后来，还让犯人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取海带。据说，这些海带经过加工装船运往日本。

最艰难的工作是采石灰。罗本岛中部有一个石灰石采石场。从1965年2月到1974年，这些政治犯每天早晨排队到采石场，然后被解开脚镣。犯人们下到一个很大的石灰石田地，用尖镐和铁锹挖掘石灰石。他们一刻不停地挖石、装车，手和脚都起了泡，腰酸背痛。特别在夏季，烈日烤得石灰石很烫，犯人们还要在看守的监视下苦干。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石灰粉，有时吹到眼睛里，十分痛。这种劳动强度大，对犯人健康很有害。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反复交涉下，监狱才同意停止让政治犯挖石灰石。但据狱友后来透露，这种工作仅在1975年停了一段，以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后来又恢复了。

最初，曼德拉等人被列为D类犯人，其与外界接触的待遇是：每6个月允许写一封500字的信，允许亲属探监一次，但只能谈家庭琐事。后来，曼德拉被升为A类犯人，待遇有所提高：每个月允许写3封信外邮，也可以接收3封信；每个月允许两个人的两次探监，每次半小时。根据规定，A类犯人允许“接触性探监”，即探监者和犯人可以有肉体接触，但是曼德拉等A类政治犯没有此种权利；同时一般A类犯人可以看报、听收音机，而曼德拉等人也被剥夺了这种权利。

监狱的生活是十分单调的，据曼德拉的好友、在罗本岛过了12年铁窗生涯的麦克·马哈拉吉回忆：

早上被叫醒后，我们通过走廊走到集体的盥洗室，这是洗澡室和厕所。我们有半个小时洗漱并洗涮便桶的时间。共有四个洗涤槽供30人洗漱。如果我们想洗澡，也必须在这半个小时内完成。

早餐是由圆桶送到隔离监禁所的门口，然后由政治犯志愿小组来打饭。从开门到吃完早饭是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出去干活。在早些年间，我们还可以享受步行到工作地点的奢侈，这样我们可以一路上看到点岛上的景致。但后来他们为了防止我们与其他犯人接触，就把我们装进卡车运到工作地点。

我们开始工作，不停地干到吃午饭。午饭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饭是用圆桶送来的，我们自己盛，然后坐下来吃，露天，没有桌子，就坐在地上吃，餐具则是一把句和一个铁盘子。下午3点半或4点钟，我们散工了。我们必须回到牢房，在半个小时内所有的犯人都要洗完澡，然后吃晚餐并洗涮餐具，在4点半或5点差一刻的时候又被锁进牢房。这样，看守可在5点准时下班，而下一班看守可准时接班。

从5点起，如果我们没有获准学习的话，可以在自己的单胖房呆到8点，然后必须上床睡觉。那些允许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水平的犯人可以学习到10点。那些允许修大学课程的则可呆到11点。

就是在这种单一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始终把他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从被送进罗本岛监狱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率领全体政治犯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为了改善生活待遇和监狱条件，他们进行了绝食、罢工、派代表团谈判和向司法部长写信等活动。1966年7月，当曼德拉等关在隔离监禁所的重要政治犯得知总集中营的犯人已开始绝食，以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绝食。虽然监狱当局不断用美味可口的牛肉和新鲜青菜引诱政治犯，但曼德拉等人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总集中营派人与狱方谈判通知绝食结束为止。曼德拉回忆：“这是岛上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他多次代表政治犯向监狱长写信，但监狱长或是长期不露面，或是借口太忙，并警告曼德拉不要代表他人说话。但在曼德拉的一再坚持下，才建立了反映意见的制度。开始规定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讲话，但这种反映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最后，又改进为派代表交涉的制度。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在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这作为处罚的工具。一些其他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海伦·苏兹曼夫人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犹太富豪家庭，毕业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经济学贸易学士学位，二战后任教于该校。1947年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统一党。1959年她与11名统一党议员退出该党，另组进步党。1961年大选时，她是进步党人选议会的惟一党员，直到1974年，她一直是反对南非当局种族主义政策的惟一反对派议员，多次强烈抨击议会通过的压迫黑人的法令。由于她坚持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在70年代，赞比亚、加纳、塞内加尔、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先后邀请她访问。

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他指出，历史上那些因武装反抗政府而被判决终身监禁的白人都先后被释放。据此，他们这些黑人造反者也应当享受同样待遇。苏兹曼夫人则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据马哈拉吉回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曼德拉以他的高昂斗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前途的坚强信念赢得了所有难友的信任和爱戴。一名自由党党员埃迪·丹尼尔斯曾与曼德拉同关在罗本岛。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到了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毁我们的士气和让世界忘掉我们。他们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在丹尼尔斯生病时，曼德拉嘱咐其他的难友一起照顾他，而曼德拉自己也经常来看望他，还帮他倒大小便，清洗便桶。难怪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曼德拉作了如下评价：

曼德拉先生是一位善良的人。他能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同乞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博塔，他如果同纳尔逊·曼德拉说话，他就是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同一个狂暴的人说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

曼德拉也是监狱内各种政治活动的组织者。由于生活单调，有些犯人只好以聊天来打发时间，曼德拉则不然。他的聊天总是与政治有关，往往是有针对性地找人谈，谈组织之间的关系、难友们的抱怨、针对监狱当局的联合行动等。据难友迈克尔·丁加基回忆，“在所有的政治犯中，纳尔逊是各种讨论的最热心的参加者。他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内部的正式讨论，还与其他组织的成员进行非正式的、双边的或小组的讨论。”为了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和辩才，曼德拉还组织辩论，迈克尔还记得有好几次被曼德拉辩得败下阵来。

从入狱的那天起，曼德拉和难友们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但最大的困难是大海。一个名叫杰夫·马斯莫拉的难友甚至乘看守不备，将监狱钥匙用肥皂套下模子，并自己想法做了一把开监狱大门的钥匙。1974年的一天，难友马哈拉吉被带到开普敦一个诊所看牙医。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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