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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玄烨亲政有人不服（第1页）

不到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福临死了，死于天花。

天花又叫痘疮，是一种由过滤性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不死者可以终身免疫，却会在面部或身上留下疤痕，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麻子”。塞外的白山黑水、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寒冷清爽，可能不适合病毒传播，很少有这种传染病。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于这种传染病便整体上缺少抵抗力。大清入关后，凶猛的八旗战士常常会因为这种病毒的侵袭而死掉。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如今的皇帝又死于天花。对于大清亲贵来说，天花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梦魇。

当时的人们为了抵抗这种病毒，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顺治皇帝染上天花后，曾经下令北京市民不许炒豆，不许燃灯，不许泼水。据说，这是民间避免染上天花或染上天花之后治疗的行之有效的习俗。在北京城里，一旦发现有人染上了这种病，会立即被强行驱逐出城二十里外，患者家属也必须报告兵马司，然后，在一百米之外拉起绳子，围出警戒隔离线，不许进出。

这种应是足够恐怖的情形，偏偏成全了玄烨，使他顺利继承皇位，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康熙皇帝。原因很简单，顺治皇帝的这位三皇子，时年还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却在两年前已经出过痘了，且属于那种没有失去生命的幸运者。如今，他脸上那些浅浅的麻点，毋庸置疑地成了继承皇位的最重要资格与理由。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资格和理由实在是当时中国人与后来中国历史所能达到的最大幸运了。

康熙皇帝本人也足够幸运。经过他十四叔祖多尔衮和他父亲福临的十八年努力，到他继承下这一片广大国土时，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大体上统一在大清朝的治理之下。持续多年的噩梦成为过去，除了为数不多的明朝遗民还在深深隐痛中回忆前朝衣冠风景外，更多的人已经对现实心平气和，他们在和平宁静中恢复着创伤，祈盼着好一些的未来。

七岁，他应该还不足以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一切。史书记载说，从五六岁开始，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就派遣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专门负责教导他学习满语。后来，又增加了几位老师和师傅，分别教他学习满、汉典籍和骑射武功等等。据说，这小皇帝读书特别用功，所读过的东西必定要到字字成诵的程度方肯罢休，“从来不肯自欺”，以至于他的保姆害怕他过于辛苦，时常要把书藏起来。

十一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去世。孝庄太皇太后打破宫中的规矩，把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慈宁宫，亲自抚养教导。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年以后的孝庄太皇太后“独嗜图史”，大约就是特别喜欢带插图的历史类图书吧，这种情形可能对玄烨影响不小。据说，孝庄曾经对孙子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孝庄太皇太后当着群臣询问玄烨：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想法？玄烨回答：“臣没有其他欲望，唯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可以想见，那老太太心中的欣慰。

随着年龄的增长，幸运的小皇帝想必应该渐渐知道，想要大家共享太平之福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顺治皇帝去世时，天下远远没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多尔衮入关后，确曾实施过一些善政，用当时人们的说法形容，就是解天下于倒悬，令多年备受荼毒的人民“立有乐生之心”，就是说，灾难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但是，从多尔衮摄政到福临亲政的十八年间，也实行过一些真正的暴行恶政，成为人们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为历史所诟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恶政恶法，还有初露端倪的大规模文字狱与政治迫害。

圈地从多尔衮入关之后的当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目的是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来，安置入关后的八旗将士。当时，这一带地方有大片土地为明朝皇室、藩王、勋贵、太监们所兼并，经过战乱，许多变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事实上无代价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恶政。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的。当时，中央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别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此后，各种史籍中，充满了其时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怪怪的社会现象：投充。

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愿投到满人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央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实际上，就愿意给人做奴仆的天生贱骨头应该不是很多，这种反常现象一定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会发生，和汉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和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有关，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赋税有关。因为投充为奴之后，这种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项名声很坏的恶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这些奴隶的逃亡，也就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并在兵部里设置一位副部长，组成庞大机构专门缉捕逃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洲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大清朝册封的四大汉族异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经收留了一批汉族逃人，结果被发现，最后，这位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王爷不得不自杀谢罪。广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省长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结果，这位省长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当时，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一些绝望的逃人，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书记载：“八旗家丁上报的自杀人数每年都不少于两千人。”（《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同年，亲政后的康熙皇帝也对这些旗人家中屡屡发生的奴仆投水、自缢事件发出谴责和警告。（《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戊子）

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监察官员，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入微，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谁知，经过大清诸王贝勒讨论，竟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就是说，法律这玩意儿，必须服从权贵们的感觉。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声之间，他们选择了利益，然后，企图以强力来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为这样一来，不光彩就会变成光彩了。殊不知，如此一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不光彩也变成了加倍的丑恶，并且留下了极深的隐患。最后，皇上开恩，将他痛打一顿后，流放到了令人谈而色变的宁古塔。第二年，这位忠心耿耿的监察官员就死在了那里。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恶行，在当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已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得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如果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只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能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其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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