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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第2页）

六月初，吕文德最终冲破蒙古军封锁，进入重庆，随即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钓鱼城。到达三槽山西，与前来阻截的蒙古军遭遇。

蒙古大将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并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取宋军战船百余艘，击退吕文德援军，并乘势追至重庆。

尽管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古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但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有一天，王坚命人将两条三十斤重的鲜鱼及百余张蒸面饼抛下城墙给蒙古军，并致信蒙哥道：“你等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

而相比于宋军的斗志高昂，钓鱼城外蒙军的状况就相当糟糕了，军士畏暑恶湿，多有中暑者，疟疠、霍乱等疾病也在军中流行。然蒙哥大汗坚持不肯退兵，发誓不攻破钓鱼城，决不离开。

六月初五凌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趁夜色突破外城马军寨，宋军副帅张珏率兵拒战，形势一度对宋军不利。不料天快要亮时，突然天降大雨，蒙古军攻势受阻，攻城的云梯也被宋军用木石击断，最终被迫撤退。不少随蒙哥出征的蒙古军名将均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军损失极为惨重。

汪德臣见钓鱼城地势险要，防御坚固，蒙古军无法攻破，为了立功，竟然单骑来到钓鱼城下，指名要与宋军副帅张珏对话，想凭借一张嘴劝降张珏。他大谈汪氏与钓鱼城之渊源，又称表妹安敏曾恳请蒙哥大汗对张珏及钓鱼城手下留情，一度激怒大汗，差点因此而丢了性命，张珏若是识时务，便该举城投降，如此，与安敏尚有相见之日。据说蒙哥曾评价汪德臣“汝身虽小，胆若山大”。汪德臣单身劝降之举不但是胆若山大，而且是异想天开。张珏的回答非常干脆，就是命人直接抛射下一堆飞石。

汪德臣当场被飞石击中，虽被蒙古军救走，然很快就因为伤重死在了缙云山寺庙中，时年三十六岁。为了掩盖这不光彩的一幕，蒙古军对外宣布汪德臣的死因为病死。

汪德臣是汪氏第二代核心人物，是汪世显爵位的继承者，他的意外丧生，对蒙古军是个不小的打击。蒙哥听到汪德臣的死讯后，十分痛心，一度扼腕叹息，更加对眼前可望而不可即的钓鱼城不胜其忿。他想来想去，认为钓鱼城久攻不下，是因为蒙古军一直不知道钓鱼城内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于是下令蒙古军在新东门外箭程之地筑一高台，打算以此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王坚得知蒙古军在城外筑台后，料到蒙哥如此争强好胜，必定会亲自登台窥探城内虚实，于是命张珏暗中做好准备。

七月，蒙古军高台筑成。七月二十一日，果然如王坚所预料的那样，蒙哥亲自登上高台，想看看这座令自己费神不已的钓鱼城到底有何能耐。不料刚上高台，早有准备的宋军炮石齐发。副帅张珏亲自发射了一罐震天雷，雷罐在高台上方爆炸，矢石四溅，蒙哥当场中飞石受伤。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不治身亡，死前怒火未熄，留下遗言道：“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交代日后攻下钓鱼城，务必屠尽城中之民。他至死还是不能对败在钓鱼城之下释怀，由此可见钓鱼城之战当时酷烈到何等程度。与之前的汪德臣之死一样，为了掩饰这一极不光彩的败局，蒙古官方说法为蒙哥染病而死。

蒙哥一死，蒙军无主，不得不北还回蒙古老家，钓鱼城之围由此而解。钓鱼城之战是蒙古军南下攻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尤其是这一胜利戏剧般地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谁都没有想到，在各路蒙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南宋已经危在旦夕，甚至已经有大臣向宋理宗提议迁都四明，历史却意外因为这场钓鱼城保卫战而改写。

就在蒙哥主力大军徘徊在钓鱼城下之时，其他各路蒙军均进展顺利。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在抢渡淮河，渡河之后，立即进兵鄂州。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要冲，为南宋军事重镇，之前由于四川形势岌岌可危，鄂州大部分宋军已经前去增援四川，防卫空虚，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

忽必烈认为机不可失，决意要尽快攻下鄂州，直逼临安。就当他率领大军到达长江北岸黄陂（今湖北黄陂北）时，其庶弟末哥派人紧急从合州赶来，告知蒙哥意外战死的消息，并劝忽必烈立即北返继承汗位。

忽必烈自从受蒙哥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后，征用汉人儒士治理中原，拉拢地方武装集团以扩充实力，其经济、军事实力位居诸王之首，声望大增，被中原汉族儒士奉为“中国之主”。蒙哥大汗听说后，深为猜疑，一度剥夺了忽必烈的军政大权。此次蒙古军南下之前，忽必烈本已被冷落，刚好大将塔察儿打攻东线无功受责，这才改由忽必烈替代。

忽必烈知道鄂州空虚，认为指日可下，因此不愿意功亏一篑，决定继续进兵。他派董文炳为先锋，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自己亲率主力由阳逻堡渡江，驻营于黄州白鹿矶，遣人劝降无效后，开始围攻鄂州。宋理宗急忙派大批人马赶赴鄂州增援，宋名将高达率先突破了蒙军的包围圈，闯进鄂州城，与鄂州守将张胜合兵，并力拒守。

忽必烈在围攻鄂州同时，另外分出两路兵马，一路前往湖南，准备与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另一路由大将郑鼎率领，负责袭扰江西。郑鼎军长驱直入江西，直奔隆兴。宋江西宣抚策应大使赵葵急忙从信州退保隆兴。蒙军溯赣江而上，攻临江军，知临江军陈元桂登城督战，力竭不能敌，被俘后遇害。宋瑞州知州陈世昌弃城而遁，蒙军直入瑞州，又扰兴国、南康、抚州等州县，江西大震。因为江西地僻兵稀，颇有无力解南宋京师临安威胁之虞，宋廷震恐，一时迁都之议骤起。内侍董宋臣劝说宋理宗迁都四明以避战火，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也表示赞成，并自愿留守临安。军器监何子举、监察御史朱貔孙等上疏反对，谏言迁都将引起“三边”将士瓦解，盗贼蜂起。皇后谢道清也请留驻临安以安人心。

宋理宗本猜忌吴潜，担心其仿效张邦昌故伎，迁都之议遂止。

到了十一月，忽必烈围攻鄂州两个多月，战事完全处于胶着状态。

宋军援兵陆续赶往鄂州，刚刚增援四川的吕文德调任京湖制置使，自四川挥师东下，冲破蒙军阻截，乘夜突围进入鄂州城中，加强了鄂州的防御力量。新上任的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也从汉阳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

就在局面对宋军有利之时，贾似道私下派使者到蒙古军营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忽必烈没有同意。这时，忽必烈妻子察必派人前来密报阿里不哥正在蒙古大本营谋立大汗，催促忽必烈立即北返。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决定立即撤军，临行前还虚张声势，扬言要立即进攻临安。

贾似道非常紧张，恰好此时传来了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他才稍稍缓过气来。畏敌如虎的贾似道不但不乘机出击，反而再次派人前往蒙古军营，请忽必烈派人前来议和。忽必烈正要出发北归，立即顺水推舟，派赵璧为使者前往宋军营议和。贾似道的谈判代表提出：请蒙古军北撤，南宋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割让全部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正在谈判之中，蒙古使者赵璧远远望见蒙古军营摇旗相招，立即动身离去，临别时说：“他日再议。”当天，忽必烈大军即拔营北返。这个所谓的和议即成为初步的口头协议。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隐瞒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同时截杀殿后的蒙古军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为此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昏庸的宋理宗不辨忠奸，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更是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从此，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中军政大权。其后他为了巩固权位，大力排斥异己，将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排挤出朝，当时武将中除了主动依附于他的吕文德和马光祖外，其余全部去职。南宋朝政更加腐败。

忽必烈撤军后，正在围攻江西隆兴的蒙古郑鼎部以及湖南潭州的兀良合台部也随即撤军。这样，三支蒙军主力，南下的忽必烈以及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均是一路克捷，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军，只因西路主攻战场蒙哥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导致了蒙古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宋战争全面瓦解，从而使南宋朝廷多延续了二十年。可以说，完全是钓鱼城保卫战扭转了整个战局。

而蒙哥之死不仅仅改变了中原的战局，延续了宋祚，还缓解了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势力向非洲扩张。当时，蒙军正在旭烈兀带领下发动第三次西征，先后攻灭盘踞里海以南诸山城的木剌夷国，攻陷巴格达、灭黑衣大食，并侵入叙利亚。叙利亚国王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埃及，留守长官献城投降。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得知蒙哥死讯，于是命大将怯的不花率军两万继续攻掠叙利亚各地，自己率大军东还以寻机争夺汗位。结果怯的不花因寡不敌众而被纳昔儿军队打败，蒙古军所占领的叙利亚各城得而复失。从此，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走向了低潮，蒙古势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正因为钓鱼城在战争史上的重大意义，改写了世界中古历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蒙古军退兵后，创建不世奇功的钓鱼城主帅王坚声名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南宋朝廷也加意恩宠，封王坚宁远军节度使、依前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节制兵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

然而，蒙哥的灵柩还未走远，英雄的事迹犹在耳边回响，余玠的悲剧命运再一次降临到王坚身上。权臣贾似道嫉妒王坚战功，生怕他功大压相，将他调回京城临安。从此，王坚再也没有回到他全心全意经营的钓鱼城，备受权臣的疑忌排斥，最终于景定五年（1264年）抑郁而死。

合州军民听到王坚的死讯后，无不悲痛欲绝，特意立庙祭祀，建碑纪念王坚的功劳。王坚之子王安节后来也在德祐元年（1275年）保卫常州抗击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大军时身亡。

王坚离开钓鱼城时，举荐中军都统制马千替代自己为兴戎司主帅。

之所以没有举荐副帅张珏，是因为他曾与蒙古公主安敏有过一段纠缠，二人关系应该很不简单，不然当初汪德臣也不会想到利用此节来劝降。

而安敏彼时已下嫁秦巩汪氏新一代核心人物汪良臣为妻，王坚担心此事多少会对张珏有影响。后来马千之子马嵩在运粮饷途中被蒙古军俘虏，投降后不断写信招降父亲，马千颇为踌躇。朝廷派在合州的暗探将此上报后，宋理宗断然罢免了马千，改任张珏为主帅，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

四川作为战区，仍然是宋、蒙两方反复激战争夺的目标。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年）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州治所在地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此时蒙军的水师已经初见规模，水陆两路来势汹汹。张珏将船碇泊在款龙溪一带的江面，截断水流，积成一座水城，挫败了蒙古水军的攻势。

然而蒙古仍然不肯放弃四川，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在成都设置四川行省。也正是在本年，蒙古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在四川战场，钓鱼城仍然是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张珏“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为保卫钓鱼城立下了赫赫战功。然一人终究难以独撑大局，南宋局势日益危急，四川大部亦落入元军之手。当时大元皇帝忽必烈已将京师迁往大都，元军在四川分设东、西川行枢密院。西川行枢密院由李德辉和汪世显第四子汪良臣主持。李德辉是忽必烈藩邸旧臣，曾任太子真金老师，除了主持四川事务外，还兼任皇子安西王王相，是忽必烈派在陕川的心腹。汪良臣虽只是汪世显第四子，既无长子身份，也不像二哥汪德臣那般继承了父亲汪世显的爵位，却因娶了阔端之女安敏公主而身价倍增，有驸马都尉头衔。东川行枢密院则由死在钓鱼城下的汪德臣长子汪惟正主持，彼时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并娶耶律楚材孙女耶律昼锦为妻，亦是汉人大臣中的显贵。汪氏叔侄二人分别几次致信张珏，劝其投降，汪良臣甚至多次抬出了亡妻安敏的名头，然张珏只是置之不理。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张珏升任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成为领导全川抗元斗争的主帅。宋廷因久闻其大名，知其善于用兵，对元军作战多能取胜，命他带兵赴京保卫临安。然入川所有通道已被元军阻断，诏令未能送到张珏手中。

当年，两院元军兵分两路进击，预备一鼓作气占领全川，最后在重庆会师。

虽然东、西川行枢密院长官都是姓汪，但却不大和睦。东院长官汪惟正是因其父汪德臣而显贵，而汪德臣却只是汪世显次子。当年汪世显降蒙，长子汪忠臣入质大汗窝阔台帐下，次子汪德臣入质二皇子阔端帐下，汪世显死后，汪德臣反而继承父亲爵位，地位反超长兄，且对诸兄弟盛气凌人，余人自然不服。蒙哥登上汗位后，亦亲近汪德臣，但因其锋芒太露，又扶持汪世显第四子汪良臣来制衡汪德臣父子，将安敏公主嫁给了汪良臣。汪良臣由此成为汪氏家族尚主第一人，地位甚至超过了汪德臣。汪德臣死后，汪惟正虽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但受宠信程度明显不如四叔汪良臣。他认为父亲和自己才是四川战场上功劳最大的人，对汪良臣因妻而贵愤愤不平。这一因地位变化而产生的矛盾，直接表现了在东、西两院的军事行动上。

西川行院先攻陷叙州，随即进抵泸州州治神臂城。宋方泸州主帅为梅应春，即昔日因避战乱到钓鱼城借读的梅秀才，他于宝祐四年（1256年）中进士，同榜者有文天祥、谢枋得及其弟梅应申等人。初授余干令，后主动上书朝廷，称“当国事多艰之日，尽忠竭智，不二其心”，还作《复泸凯歌》道：重壁山前瑞色开，浮环夜渡捷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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