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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在《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司马南与英国路透社记者对话实录》中透露:在汕头举行了“改革开放30年人文社科”为主题的“第四届文化论坛”。
争论的核心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用什么样的态度,对30年进行评价?进而对60年、对2000年,如何进行评价?到底怎么看待中国30年的变化?变化的内在根据,到中国历史和文化当中去寻找?还是到时髦的西方世界模块中去寻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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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说:中国的知识精英层都是猪!
开这么个会,诠释已经走过了的30年,有这个必要吗?
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怎么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怎么朝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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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顾晓军认为:走过的路,让后人去评说。当前首要的问题是: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的老百姓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中国的结症是贫富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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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电视、报刊、网络上看到:很多恶性事件皆源于不公与贫困。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为什么还有那么些人贫困?
贫困的人,以及他们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至少可以这样认为:这些仍然贫困的人,他们没有享受到、或只是较少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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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复出之初曾写下《500万文青今如在》,文中对“哈日”、“韩流”现象大加挞伐。现在看来,多少是有些偏颇的。
为什么呢?我在《顾晓军:回答红网秀客热点话题》中说了:组成社会的人,大部分是落后的。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们不会太关心政治,但会向往比较优越的生活。
如今,我们中国,未必就比韩国穷多少。中国的富豪们,也许可以小看韩国的富豪们。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不羡慕韩国的老百姓。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社会基尼指数是46%,韩国是%,日本只有%。也就是说:中国的富豪们,比韩国和日本的富豪们,更多地占有了本国的财富资源;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就要比韩国和日本的老百姓穷。
我在《顾晓军不过是个贫民思想家》中说过:在以资本为本的社会中,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趋富性。
如此,就不能简单地挞伐“哈日”、“韩流”了,不能不让年轻人羡慕人家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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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顾晓军认为:贫富差距,是当前中国的结症。如果解决不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会毁于一旦!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几个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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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缩小贫富差距,当然要靠国家。同时,也要争取向国家反映问题的话语权。
在话语权的问题上,我顾晓军认为:至少,有几个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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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
如:厉以宁,在发明“待富者”的同时,还说了“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这是个常识问题:任何事情,有既得利益者,就会有既失利益者。限于篇幅,我就不在此举例了。
再如:茅于轼,口口声声: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办了些什么事呢?“大学学费要提高”、“我也主张电价上涨”、“我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到8000元”。我只问他一句:有几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月收入达到了8000元?
所以,要缩小贫富差距,千万别指望这些人。
2、代表
开会的代表,也别太指望。这里不展开说,为大家都好。
3、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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