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儿来呀!”
他很踌躇地走了进来,他进到厨房里,关心地提醒道:“得告诉尼古拉,叫他拿柴来——差不多快烧完了。妈妈,你看,巴威尔怎么样?监牢里非但不给他吃苦,反而把这个‘暴徒’养胖了……”
母亲笑了。她的心胸,感到了甜蜜的紧缩,——她觉得已沉醉在欢乐里,但是,这时却有一种吝啬而小心的东西在她心里唤起了一个愿望,就是想看到儿子像平时一样地平静。她心里太好过了,她希望这种有生以来第一次经验到的特大欢喜,永远就像它刚来到那时那样生动有力地藏在她的心里。她害怕这种幸福会减退,所以尽可能地迅速地要将它关在自己的心里,就像捕鸟的猎人把偶然捕到的一只珍贵的好鸟关起来一样。
“吃饭吧,巴沙!你还没有吃吧?”母亲慌忙地说。
“没有。昨天,看守告诉我今天可以出来,所以也没有吃也没有喝……”
“我回来第一个遇见的,是西佐夫老头子,”巴威尔讲述着。“他看见了我,就从街对面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对他说:‘我是危险人物,被警察监视着,你现在和我在一起要小心点。’‘不要紧,’——他说。关于他的外甥,你猜他是怎样问的?他说:‘菲奥多尔在那里行为好吗?’于是我说:‘在监牢里怎么才叫行为好呢?’他说:‘就是他在牢里有没有说什么对同志们不利的话?’于是,我和他讲,菲佳是一个忠实而聪明的人。于是,他摸着胡子,傲然地说:‘我们西佐夫一家,决不会有没出息的子孙的!’”
“他是一个有头脑的老人!”霍霍尔点头说。“我们经常跟他聊天,——是个好人。菲佳大概就会被放出来的吧?”
“我想,所有的人都会给放出来的!在他们手里,除了依萨的报告之外,什么证据也没有,而依萨又能说出些什么呢?”
母亲在屋里踱来踱去,一直望着她的儿子。
安德烈听着他说话,反背着手,立在窗子旁边。
巴威尔在房里走着。他的胡子长得很长。一圈圈又细又黑的胡子,密密麻麻地长在两腮上,衬得他淡黑的脸色略微白了一些。
“坐吧!”母亲把滚热的食物放在桌上,朝儿子吩咐。
在吃饭的时候,安德烈讲起了雷宾的事情。他讲完之后,巴威尔不无遗憾地说:
“假如我在家里,我是不会放他走的!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他怀着满腔的愤慷和一颗糊涂的头脑走了。”
“哦,”霍霍尔苦笑着说,“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并且他自己也已经跟他内心的那些狗熊似的意识做过长期的斗争了——要使他改变可不容易……”
他俩又开始用母亲听不明白的话争论起来了。
吃过饭后,他俩更激烈地把一些像是噼噼啪啪的冰雹似的难懂的话抛向对方。有时,他们的语句很简单。
“我们应该半步也不后退地在我们的路上前进!”巴威尔坚决地说。
“这样,我们在途中要遇到几千万和我们作对的……”
母亲细心地听着他们辩论,知道了巴威尔不太喜欢农民,而霍霍尔偏庇护他们,主张连农民也得给予教导。对安德烈所说的话,她懂得多些,而且觉得他是正确的。可是每当他对巴威尔说了些什么话的时候,她总是竖起耳朵,屏住呼吸,等待着儿子的回答,想早点知道霍霍尔的话是否使他生气。但是他们两个,还是照样毫不生气地互相地嚷着。
有时母亲问她儿子:
“巴沙,真的是这样?”
他带着笑回答:
“真的是这样!”
“您呀,先生,”霍霍尔用一种亲切的挖苦的口气说,“您吃得多嚼不烂,都横在喉咙里了。你喝点水冲冲吧!”
“不要开玩笑!”巴威尔告戒他。
“我现在的心情好像是在追悼会上!……”
母亲静静地笑着,摇了摇头……
23
春天到了,积雪融化开来,露出了埋在下面的污泥和煤屑。泥泞一天天地更加明显起来,整个工人区好像披着肮脏的褴褛衣片。
白天,房檐上滴嗒着雪水,家家的灰色墙壁都疲倦地、汗涔涔地在冒烟。夜里,无数冰棱朦胧地闪着白光。太阳越来越频繁地在天空中出现了,溪水已经不断地发出淙淙的声音,向沼泽地流去。
已经着手准备庆祝“五·一”。
工厂和工人区到处都是解说五一节意义的传单,连平时不听宣传的青年,看了传单后,也说:
“这倒是应当举行的!”
尼古拉闷闷不乐地微笑着,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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