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别人劝慰我自己也能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乃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是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最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唤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一笑了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影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地,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地,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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