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北大朗润园拜见汤一介先生,谈话间说到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彼时周先生去世已三年,而季先生刚入院疗养。谈及两位师友,汤先生颇有感触。其中他引周先生的一句话来评价老一代知识分子,我一直记得前半截:“毕竟是书生”。
季先生之西去可谓哀荣备至,很自然地我又联想起了周先生。季先生的学术如何,成就如何,多少人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于是大家就像天桥的看客,专拣惊人的讲——“学贯中西”是一定要的,所谓精通多门语言也是“硬指标”。季先生当然了得,精通12门语言(不知这结论如何得出),读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新版的随笔集《书生本色》(北京大学出版社),才知周先生也不遑多让,少说也会七八门。他在哈佛呆了七年,不仅拿了博士,还做了两年日文教员。七年之中通了七门语言,英文、日文纯熟不必言,梵文也已达“享受从容研讨的乐趣”,德文、法文流畅,还能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
当年周先生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原是众所期待的——留美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他任历史组的组长,并向胡适推荐说:“周一良恐怕要给他教授,给教授也值得。”赵元任也说史语所要有“新血”,周一良乃第一要紧之人,万万不可放过。归国之后,周先生已定下追随陈寅恪的心,暂回燕大停留,即赴清华执教。诚如后来杨联陞、余英时等人所讲,周先生是当时青年学者中“公认可传陈寅恪衣钵者”。周先生对陈之倾服不必说,陈对周也是青眼有加。早在周先生于燕大做研究生时,就“翻墙”去听陈寅恪的课。他形容自己听得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毕竟是书生》)1942年,陈寅恪则在一篇论文的前言中怀念留学美国的周一良,说过去他俩一个在北平,一个在南京,书信往复讨论南北朝时期的疆域氏族问题,各自皆所获颇丰。而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可见他对周先生期许之重。
然而形势遽变,世事迫人,周先生的学术之路可谓半途而废。季羡林先生曾回忆当年的牛棚岁月,每逢批斗,他与周一良、侯仁之三人的名字总是在高音喇叭里一并报出,仿佛“三位一体”。周之坎坷,因误入“梁效”更多一重,到后来在学术上“重获新生”,已是“时不我与”了。
说起书生的话题想不到也这般沉重,不如讲个小故事博读者一乐。周先生自幼受的是私塾教育,没进新式学校,到北平求学时就遇到了没有文凭的麻烦。想不到的是,当时北平制造假文凭乃是流行,琉璃厂的刻字铺就兼做这个营生。周先生就假借家乡一所中学的名义,找刻字铺伪造了一张高中毕业的假证书。
据周先生详细介绍,当时北平一般的大学是不会费事去核实文凭真伪的,但是比较知名的五所大学(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情况则各有不同。其中只有辅仁大学因成立不久,尚有隙漏,故而他得以蒙混过关。
除了缴验文凭一关,更重要的一关是入学考试,其中最难是数学。而当时学界也有绝招儿:找人替考。周先生将准考证上的相片拿去照相馆做了“PS”,再请他的工程师表兄孙师白替其入了考场。据周先生说,当时代人考大学司空见惯,他的爱人也曾替朋友去考过中国大学,后来的大学同学中,也不乏报名顶替者。
联想到今日诸多的考场弊案,情节几乎雷同。问题是,今日作弊与“求学”二字还有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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