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没?就算这场病真的让我病到跪下来,我这大半辈子还不是这样挺过来了?而且我还是完全自愿的。想搞垮我?门都没有!呸!”
1983年,人类对这种疾病了解还不多。当时《无产阶级报》曾写道:“如果只有同性恋者会染上艾滋病这种致命恶疾,那么,我们乐观其成。”
在政治光谱另一端,基督教会所主办的《今日报》则写道:“除了那些因为生产、正常夫妻之间因输血而不慎感染到艾滋病的患者,基本上,所有染上HIV病毒的人,行为都是偏差的、有罪的。”
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正在发生:年轻男性一病不起,日渐消瘦、凋零,终至死去。
是的,这不亚于和平时期的一场战争……
当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他们通通不敌死神召唤,被押解在地上,任由伸长的绳子量测他们的死期。
就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死期将至。
就用一条绳子,量出哪些人可以继续苟活下去。
每个人的生命,就用这种方式决定。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
他们被押解在地上,任由绳索伸长,再伸长……
那些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该怎么办?许多人的存款用罄,没能修完在学校里的课程,连原先住的公寓都没了。
既然博士论文在有生之年永远写不完,又何必动笔呢?
生命中最后几年读了一堆书,最后还不是被病魔无情地一笔抹灭掉。唉,何必呢?
何必追求永远无法达到巅峰的职业生涯呢?
反正可能活不过冬天,何必省什么钱呢?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啊!
体验人生,到处旅游,狂欢,无止境的派对,享受再享受——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必须将一辈子该享受、该体验的一一完成,了无遗憾。
是的,在真正发病以前。在漫长的苦难、折磨真正开始以前。
这是大家唯一了解的事实:没有人能够逃得掉的。
不然就是借酒浇愁。只要病魔还没真正伸出魔爪,喝得烂醉,通通不过分。
可是,还有许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传染了,怎么办?
反正没有解药,没有慰藉,只有无止境的威胁和强制隔离措施,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继续尝试呢?
相信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社会,有必要吗?
相对地,也许有些人会有一种感觉:恶犬们正龇牙咧嘴,准备扑向他们。
扑向那些身为带原者、罪有应得、不被了解的男同性恋者。
参加游行的同性恋都有被害妄想症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也许每个人都有充分理由展现出被害妄想症,也许他们都有理由往最坏处想。
反正就假设自己已经是带原者了,这样最简单。
有好几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认定同性恋者一定就是艾滋病患。既然不敢接受检测,想必已经染病了。
性平会推出一本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小手册,标题为“神圣的性”。他们努力把同性恋情侣之间身体的接触与亲密行为,写成一件美好、令人血脉偾张的事。
保罗读着手册,差点没哭出来。
“该死,他们以为我是小女生还是什么的?‘彼此爱抚、磨蹭’,讲得好像很危险一样!”
到底要安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的性行为”?难道不应该区分一下等级?什么样的风险才值得一试?
针对这个议题,同性恋者分裂成不同阵营,意见产生冲突。到底怎么做才对?到底是要制定出一套极其详尽的安全准则,弄到最后根本没人在乎、没人遵守,还是应该将各种风险相对化?
《奥塔报》在1986年,对“安全性行为”做出下列定义:“拥抱,抚摸,亲吻肌肤及嘴唇,按摩,爱抚阴茎、阴道、阴蒂以及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都可以列入安全性行为。”
上面这段话中,“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假命题。没有其他性行为选项了。
明明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唾液会传染艾滋病,深吻、舌吻却被定位在“较不安全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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