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尼娅·德沃尔金回到了莫斯科,但瓦西里·叶科夫没有。
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是瓦西里的同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坦尼娅猜测瓦西里判刑前受到过殴打和讯问,但坦尼娅还能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所以瓦西里肯定没把她供出来。他也许拒绝开口。更有可能的是,他编造了一些克格勃觉得很难追查的同党。
1963年春天,瓦西里的刑期满了。如果他还活着——如果挨过了让劳役营许多犯人丧生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他理应被释放了。但让坦尼娅感到不祥的是,瓦西里却一直没有出现。
犯人们通常每个月允许寄一封信、收一封信,寄出和收到的信都会受到严密的审核。可瓦西里不能写信给坦尼娅,因为那相当于把坦尼娅出卖给克格勃。因此坦尼娅对瓦西里的消息一无所知。瓦西里的大多数朋友差不多也同样如此。也许他会写信给在列宁格勒的妈妈。但坦尼娅没见过瓦西里的妈妈:认识坦尼娅的事,瓦西里甚至连母亲都瞒着。
瓦西里曾是坦尼娅最亲密的朋友。坦尼娅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为瓦西里感到担忧。瓦西里是病了还是死了?也许他被判了其他的罪名,刑期又延长了。坦尼娅被这种不确定性折磨,头都疼了起来。
一天下午,她斗胆向上司达尼尔·安托诺夫提起了瓦西里。塔斯社的专题部办公室又大又热闹。记者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参考阅览室进进出出。如果话说得轻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听到。她先绕了个弯子:“乌斯丁·波蒂安最后怎么样了?”瓦西里被捕时身上携带的《异议》刊载的正是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稿子是坦尼娅写的。
“波蒂安死于肺炎。”达尼尔说。
坦尼娅知道这事。之所以假装不知道是为了把话题引向瓦西里。“那天和我一同被捕的另一个作者名叫瓦西里·叶科夫。”她沉思着说,“你知道他的遭遇吗?”
“那个电台编辑被判了两年。”
“那他一定获释了。”
“也许吧。我没听说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不可能再做原来的工作,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坦尼娅确信瓦西里会回莫斯科。但她耸了耸肩,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转身去打一篇有关于女性砖瓦匠的报道去了。
坦尼娅谨慎地向几位有可能知道瓦西里是否回来了的朋友们打听过,但答案都是一样的:没人听说过任何事情。
之后的一天下午,坦尼娅得到了瓦西里的音讯。
工作了一天离开塔斯社大楼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找坦尼娅搭讪。“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坦尼娅回头一看,发现一个苍白瘦弱、穿着脏衣服的男人在叫她。
“怎么了?”坦尼娅有些惊奇: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男人有什么事会找她。
“瓦西里·叶科夫救了我的命。”他说。
坦尼娅完全没料到来人会提到瓦西里,一时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脑海里产生了太多的问题:你怎么会认识瓦西里?瓦西里是在何时何地救你的?你又为什么来找我?
来人把一张纸大小的脏兮兮的信封塞进坦尼娅手里,然后转身就走。
坦尼娅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她意识到重中之重的只有一个问题。趁男人没走远,她大声问:“瓦西里还活着吗?”
陌生人停下脚步回头看。这一停顿让坦尼娅感到非常恐惧。男人告诉坦尼娅:“是的,他还活着。”这句话让坦尼娅感到一阵释然。
男人离开了。
“你等等!”坦尼娅大声喊,但他却加快了脚步,转过街角消失了。
信封没封。坦尼娅往信封里看了看,看见信封里的几张纸上写满了熟悉的瓦西里的笔迹。她把纸拉出来一半,看见第一张纸上的标题为:
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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