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第三人称,正文风格不严肃,可跳过看轻松搞笑的第一章,这是主角书的序章,不是过浓的序章!是服务主线凶杀用的!)
《躲在暗处的她杀》
序
不知自己的序章是否又会引起热议,但我必须诚实地来讲本书的开端。
2018年4月20日我与《西沙》主编黄奇寒在柏林参加国际视听联盟会,国内新闻报道了「冯意涵惨案」,这位女性惨遭丈夫碎尸藏尸的新闻不仅在国内轰动,就连外媒也在热议。
冯意涵与我相差不过4岁,都出生于80年代的二线城市,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们人生步调大致相同。
冯意涵在教育资失衡的城乡部,从乡镇学校读到京央传媒大学实属不易,更令我震惊的是,她读的是新闻学,毕业后在报社当了撰稿记者,后被调派到省报社,前途本一片光明,却惨遭杀害。
我们普通人都明白一点实事,新闻镜头涉及到话语权构建。
而在新闻学术界掌握领导地位的精英大多都为男性,他们为既得利益者,也是语言编撰者,因此保证了新闻思维的制定和实践。
尽管他们生产出的新闻要素阐述的都是时政,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制造出的新闻议题一旦投放到公共讨论领域,这些话题仍旧停留在:“只有男性才拥有讨论这些话题的权利”。
当女性开口参与或评论新闻,那会促成新闻失去它该有的严肃性,让它听上去只像个花边新闻。
所以我对冯意涵在这样的工作职场中的表现格外关注。想知道她在“观念吞噬”的职场中是否感觉到无力、压抑,以及我好奇她后来为何放弃了职业生涯,选择了与自身条件不匹配的男方,走入婚姻,为招来杀身之祸埋下隐患。
黄老师说起这个案子时用了诙谐的一句话总结:“他们总把女人捧成艺术品,从而完成少年时被阉割的艺术体验,他们要么把原素材加工成喜欢的作品,要么扔进垃圾桶,甚至连同社会的精加工也一起贬低,而反观…。女人她们全身心地热衷于罗曼蒂克,甚至把对方塑捏的部分也给浪漫化了。”
“传统影视总爱写男杀女,不可否认杀人犯性别比例从古至今没改变过,犯罪研究也只针对男性,连犯罪也变成了他们的特权,但不妨你也去调查一下现在的女罪犯,这个比例在逐年升高。他们也会害怕。”
他一如既往地用俯视、用他习惯了的身份去调侃,又或者是下放安慰。
但黄老师是新女性电影方向的忠实拥护者,他也曾多次参与有我牵头开展的女性救助会、开放读书日来帮助女性再教育。
黄老师热衷和女编剧去聊《词与物》,去聊酷儿群体的污名化、去聊文化与媒介中的想象。他侃侃而谈,听上去像是骚扰但却类似于——齐泽克的黄色笑话。
他在电影节论讨会上指出,编剧在意识创作和倾向表达中仍旧不理解女性困境,艺术赋予群体的象征性仍旧停留在典型的元叙事里,给不出流动性的新语言那任何权益的推动都是一潭死水。
他在媒体中所传达出的观点和我有些不谋而合,我们都是平等权益的追求者,并非将我们性别拆分后立刻会将我们处于敌对的立场关系之中去。
当然如果这里有人指摘我是温和态度是煮死青蛙,那我也尊重每一种发声,任何运动都会有它的圆周型态,是充满暴力的分离派、还是乐观精神的革命派都不要紧,只要能追寻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但随着传统媒体的没落,个人媒体语言崭露头角,具有冲击力的意识形态在社交中散落,思维迭代速度极快的网络时代,让我们迎来了第四波女性主义的到来。
圆桌上的派别的分类开始细化,甚至越来越尖锐。
不管是国外如今社交流行的boysober,还是市场消费噱头营造的gender-free,以及东亚文化背景下的misogyny,以及延伸出的女同性恋存在主义,等…。。
我一直认为大部分80年代后所出生的独生女,都是裂缝当中波及最强烈的浪花。她们作为独生子女,强制性地享受家庭内部给予的平等权。男孩女孩一样好的观点,让翻滚起来的自我意识在千禧年后快进了八倍速。但家庭成员意识没有跟上,配套教育支撑没有跟上,导致当我成为主宰欲。望的主人,拿到了自由主义的脚本后,他人的欲。望与我产生矛盾时,我便不知所措地被用刀子割开了。割裂感是发颠的前兆。
举个最简单的,性教育的例子。
不管她们是被迫成为受害者,还是主动当了呐喊者,实际都没有被正确的普及过什么是性价值观。我们用1。0懵懂版概念去承受了4。0的激浪,导致性与性别没有被区分处理,性权利与性别权利也打入模糊地带一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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