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为了保证战争运输的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强行接管了美国的铁路公司,并由政府来对其进行经营。在一战结束两年之后,政府开始了补偿铁路公司投资者与股东的损失计划,同时重新将这些公司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让民间资本实现自我经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二战期间,出于战时紧急状态、为了确保军事供应方面的安全,美国政府将几十家私人铁路公司、煤矿、杂货零售公司接管下来,在战后重新归还。
即使是这种性质的接管,民众也是报以反感态度的。
比如,在1952年的韩战时期,美国若干家私人钢铁公司威胁政府,准备进行全面*,将战时钢铁供应断绝,在这样的压力下,杜鲁门总统宣布将88家私人钢铁公司列入政府接管的名单,以保证战争能够不受影响。
然而,令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钢铁公司的股东集体起诉政府,指控总统命令违背宪法,最后官司甚至打到最高法院,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总统越权违宪,判决将这些钢铁公司归还给私人股东。
从这些例子,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府接管、政府控股的事件中不难看出,美国的政府的接管行为、控股行为的目的,绝不是由政府长期经营企业,也绝非争夺社会优质资产,更不是由政府来获取利润,只是为了解决危机与保证特殊时期的国度。
正因为如此,这种由特定时期特定时机而引发的政府行为,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国进民退”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机制,它不是对民间资本的排斥,更不是将民间资本强取豪夺为政府财产的国有化,而是一种辅助性的援助措施、或是一种着眼于大局的调控方案,可以说,这种政府行为,是基于维护公众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绝非对市场经济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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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垄断下破灭的欲望
当自由经济彻底打破了物物交换的模式之后,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困扰千年的问题,这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所谓的无限欲望,是基于社会资源共享所产生的不满心态。如果一个人所处社会的资源业已枯竭,所有社会成员都以一穷二白的状态生活着,那么他必定会感到满足,因为不存在任何资源,自然也就谈不上与他人分享。
而另一个人则处于资源与财富极其丰富的富庶社会中,尽管物质生活相当优裕,他甚至可能占有较多的份额,但看到其他人也在均沾资源,自己并没有掌握全部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态,认为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
欲求不满,是永无止境的。占有少数资源时,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占有多数资源时,希望占有全部资源。所谓的适可而止,满足个人的最大效用,只有抱有这样的经济观念,才能够遏制无尽的欲望,停止对利益的争夺。
以适可而止的主观心态为依托,在客观上由国家出面,大力弘扬淳朴节俭的社会风气,由统治者来做出表率,消除逐利思想对于人心的蛊惑,将民间风气导向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持在国家手中。然而,当国家成为了专事利己的经济主体,将社会资源经营权收归国有,成为了利润集中点的时候,这种对于国家的期望就此破灭了。
当国家开始着力于与民夺利的时候,拥有强势权力的国家很快便占有了绝对优势的资源,变得富裕起来,
国家对资源的过度占有,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心态,更刺激了其抢夺资源的欲望。
在国家垄断经济社会中那些宝贵的资源之前,民众对于资源的控制是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的,这就是说——尽管单个民众对于资源的占有并不高,但资源对于民众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取之用之,无非是因为受个人的力量限制,无法实现规模化的开发而已。
但当国家实行行业垄断甚至禁入政策之后,民众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其对资源的开发被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严格加以禁止,从而对其在心理上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民众掌控的资源再少,终究是可以按照自身意愿来进行。把全社会的财富资源集中起来,却严禁民众再染指其间,将这种前后的反差进行对比,一种不满的情绪立即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正常的谋利之路被堵死,民众在逐利思想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开始寻求非法的途径,为了零碎的点滴利益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更严重的是,民众很容易国家产生了对抗性心理,这种心理作用于民众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因为利益而结合,形成了一股与政府相对立的力量,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市场经济的历史传承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民间资本的成长,有着历史性的传统;也正是因为如此,任何无视于这一点,尝试着对民间资本进行打压的政府,在实际上都代表着一种倒退。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而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商”的原因。
传说中商朝的先王亥,曾经亲自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的地盘经商,结果被有易氏杀害,从一个侧面,这段故事正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开始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而当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势力的逐渐壮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非但没有停止经商的行为,反而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赶着牛羊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奴隶管家,以及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来进行具体负责。
而当时代进入到商朝末期后,商品交易市场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王朝的统治者在营造宫室的同时,也在其中划出专门的九块区域,作为商品的交易市场,而那位辅助周武王夺取天下的姜太公,在发迹之前就曾经在肉肆、酒肆上做过生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当时代进入到周朝之后,统治者在对远在卫国的殷民进行教育时,更是在鼓励他们在专心种植粮食,勤勉地侍奉父辈的同时,不忘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
由此而见,到了西周晚期,商业活动已经深植民心,私人工商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统治者,非但不对工商业的发展进行抑制,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
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当某一个诸侯国的工商业发展得较快时,其国力确实强盛得要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楚国刚刚搬迁到江汉地区时,其国境内还是大片大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野,而当其国境内的工商业迅速崛起的同时,其国都也就成为了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
民族的自我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如何能在这一“外患”的条件下处之泰然,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能否拥有一套妥善的经营学说。
然而在国家经营这个问题上,所涉及到的是非并不多,涉及到的利害却不少。
属于道德范畴的是非立场易于取得一致,但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调整,却多不过是社会各阶层的博弈与合作,这种利益的调整本身就决定了冲突与争论在所难免,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始终面临着对诸多的经济学命题的痛苦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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