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没办法,但他暗中对林彪的“南放”方针留了一手,搞出了一个“重点设防,搞纵深防御,有梯次的配置兵力,不搞一线式设防”的防御方案,其主旨是在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上层层设防,同时掌握强大的预备队。对此,他形象地说:“绝不能让敌人一捅就破,同时要有拳头。”
按照此防御方案,广州军区在重要海岛、主要军事要地都配置了大口径的大炮,在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封锁航道”。另外,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各个部队还挖了许多坑道工事,能够防原子弹、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袭击。
李天佑的设防计划与林彪的“南攻”方针完全相反,得到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赞同。
(3)
1959年庐山会议后,广州部队因批判所谓的“单纯军事观点”,战备训练受到很大冲击。
一天,在工作安排会议上,李天佑说:“军区工作要继续坚持以战备训练为中心。”
但是,许多人还是顾虑重重,不敢抓军事训练,军事干部也犯了难。李天佑发现此情况后,对他们说:“当兵不搞战备训练,这和工厂不搞生产、农民不种地有什么区别?这怎么行呢?国家和人民会遭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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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广州军区代司令员逸事(2)
“抓战备风险很大,弄得不好,就会被扣上‘脱离政治’,或‘以军事冲击政治’的帽子。”
“风险再大,罪名再多,也要搞!”
由于李天佑决心很大,全军区继续进行严格的战备训练。结果,这一年广州军区的战备训练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60年,中央军委把现场会开到了广州军区。
会上,李天佑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建立装甲兵种。
这也获得了上级的批准。随后,广州军区率先在全国几大军区中建立了装甲兵。对此,他高兴地说:“当兵就是要准备打仗,不然,仗打起来了,就没法赢了!当兵的搞战备有什么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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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革”中三次“救人”(1)
1962年9月,李天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1月,他到北京就职。“文革”爆发后,他置身于旋涡中,却有3次“救人”的故事。
(1)
1966年10月5日,林彪借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在动荡中的军队院校更是火上加油,立即和地方院校一样大鸣大放,并且外出“串联”。
一天,总参二部副部长张挺出于关心,去招待所探望从南京外语学院来京“串联”的造反派学生,谁知他这一去,竟是“自投罗网”,造反派说他“历史问题不清楚”,反把他扣留起来了。
分管二部的副总长李天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去与造反派头头交涉,告诉他们说张挺副部长正在参加一个外事活动,要求他们马上放人。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说服,学生们答应第二天放人。
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一去上班,就接到两个电话,说造反派要带张挺回南京批斗,已去火车站了。他放下话筒,又立刻赶去火车站。
此时正是学生“大串联”高潮,火车站人山人海,十分混乱。因走得匆忙,他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杂乱的人群中,找到了那些学生,再次劝诫他们以大局为重,并说:“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在北京解答,不能把人带走。”
可是,谈了一个小时,造反派还是不答应,李天佑严厉地批评他们:“你们什么也不顾,这样做是错误的!”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李天佑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向学生们提出3条要求:一、必须保证人身安全;二、快去快回;三、只能解答问题,不能批斗。学生们终于同意了。
为稳妥起见,他与南京军区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学生的说服工作。3天后,张挺副部长平安地返回了北京,逢人便说:“李副总长救了我一命。”
(2)
在“文革“中,李天佑大概是有在东北时赫赫战功,又是在林彪麾下,所以受冲击并不大,但他并不因此在运动中作壁上观,而是尽自己之力,保护同志和战友。
1967年夏天,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视为这一事件的“黑后台”,遭到了批斗。不久,副总长彭绍辉的一位亲戚在武汉大学读书,从武汉来京,问及此事,彭副总长说:
“陈再道有什么问题?他是个好同志,是我们的老战友。”
谁知这位亲戚将这话记在了本子上。回到武汉后,此话被武汉大学的造反派发现,他们立刻上京,要把彭副总长拉到武汉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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