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一号作战”中取得胜利,“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被晋升为元帅。这位新晋元帅准备于1945年春季进攻西安,尚未完成准备,他便被调回国,出任陆军教育总监。继任者冈村宁次通过对“一号作战”特别是湘桂会战的观察,发现了一个新的值得注意的情况。
天气不好,交通不便,缺乏空中掩护,后勤补给线相当遥远和不完备,皆为兵家所忌,在“一号会战”中日军曾经多次遭遇类似不利条件,可是他们照样能完成预定任务,无论任务看上去有多么困难。这说明什么?说明正面战场尤其是西南方面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训练、素质与指挥等方面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以致于几乎对日军完全失去了抗击能力。
西南的中国守军既然已如此之弱,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去发动北攻西安这样无关大局的战役呢?
冈村主张应该各个击破,趁美军还未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之机,首先进兵四川。这样一方面可以趁势把中国军队的大后方给端掉,避免遭到中美两军在战略上的东西夹击,另一方面也能迫使美军提前在中国登陆,从而牵制其对日本本土的进攻。
冈村的计划很快被大本营打了回票。在兵力使用上,北攻西安属于小来小去,进兵四川则不同,要么不出手,要出就是大手笔,其规模不说超过“一号作战”,起码也得不相上下才行,这哪里是日暮途穷的东京所能办到的呢?
超大规模肯定不行,不过往下一点,尚在冈村的职权范围以内。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决定于1945年春夏出兵攻占芷江。
强心剂
湘西芷江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乃通往西南诸省的要道。此地民国时期即被视为军事重镇,著名兵学家蒋百里曾建议,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应将战时大本营设于芷江。
蒋百里的建议大部分得到了应验。至1945年,驻芷的军队及军事机构已多达两百多个,大到军政部、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小到高炮连队、防空哨卡,一应俱全。原来不足三万人的小县城,也骤增至十余万人。
驻芷军队除中国军队外,还有美国空军,后者的地空勤人员最多时达到六千余人,因而还形成了一条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的“美国街”。
中美空军所使用的芷江机场位于县城东郊一公里处。该机场在战争期间经过多次加固扩修,是除成都新津机场外,盟军在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也是中美空军的秘密前进机场。
“一号作战”结束后,中美空军进一步扩大了对日军的机动袭击范围。据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在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四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就出动战斗机88批共784架次,给南北交通线上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芷江机场四面环山,又远离京广铁路,位置十分隐蔽,是军事保密重点单位。当时凡涉及芷江机场的报道,均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或以代号代替,日军大本营一直弄不清中美空军前进机场在哪里。通过浙赣会战,日军攻占了浙赣铁路沿线的所有机场,但占领区仍遭到轰炸,接着又相继通过“一号作战”占据湘桂,通过老河口战役占据鄂北老河口机场,可是情况并未得到改观,直到1945年初,他们才获悉前进机场就在芷江。
日军航空队对芷江机场发动过几次袭击,但中美空军所使用的野马式战斗机在性能上已大大优于日本的零式,日军航空队屡吃败仗,便不敢再轻易登门了。
在中美空军的不断破坏和袭击下,湘桂和粤汉两大铁路线一直未能顺利通车,武汉至南京、上海的长江航运亦不能畅通。日军的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是要将中国东北、华北与东南亚联成一片,现在连重要的铁路和航运都瘫痪着,先前的努力也就大多只能沦为一场春梦。
冈村理所当然地视芷江机场为心腹大患。他出兵芷江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捣毁芷江机场,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其次则是他已得到风声,中国军队正在调换美械装备,待机进行反攻,他要趁对方使用美械尚不熟练之际,来个先下手为强。
中国军队换装的消息确有其事。因为史迪威与之争权,老蒋图穷匕首现,正式通知美国政府,若不撤换史迪威,中国将不惜退出盟国独自抗战。在此情况下,罗斯福才被迫同意召回史迪威。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为人谨慎,没有再像史迪威那样给中方拖后腿。经过他的如实呈报,美国政府也终于认识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
1944年冬,为充实中国军队的抗战力量,早日发起与美国远东作战相配合的反攻行动,美国决定给予中国国内25个师的美械装备。为主持这项工作,重庆政府专门成立了总部驻于云南,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该指挥机构下辖四个方面军。原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
第四方面军除原有的第七十四军、第一百军、第七十三军外,还包括第十八军。第十八军是早年曾和第七十四军竞争过“攻击军”头衔的部队,虽然后来势头被第七十四军超过,但仍为国内劲旅。四个军里面,第七十四军、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一部分已经换成了美式装备,因为运输关系,另外一部分以及第一百军暂时还未能换装,仍为国械装备。
美械不是万能的,不过对于遭受挫折后士气极度沮丧的中国军队而言,却无异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加上经过半年的补充整训,兵员也基本满额,因此各部队在士气和战斗力上都已今非昔比。
第四方面军的总部设于芷江东南的洪江市。王耀武在洪江开办了将校班,调训连以上军官。他自兼班主任,每期从不同的师抽调师长任队长。办班过程中,他每晚还要偕同人事处长约见受训军官,对各部队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将校班每期耗时三周,一共办了三期。这种形式为王耀武在战时掌握和指挥整个方面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5年3月,通过空中和搜索部队的侦察,王耀武发现湘、桂、粤日军调动频繁。从日军后方往前线一路看过去:武汉至长沙,水陆运输开始繁忙;湘潭至株州,装甲车辆和坦克部队正在集结;桂林至邵阳以西,步骑兵纵队向北移动;在从长沙到衡阳、邵阳的道路上,满载战斗人员和装备物资的车辆更是来往不绝。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军不会无缘无故地大动干戈。王耀武立刻从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时,方面军突击队又在湘桂铁路祁阳县境内活捉了一名日军骑兵大尉,据供称,他的任务是侦察中国军队的兵力配备与交通情况。
王耀武经过综合分析,判断当面日军各兵种有联合向中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企图。
情报上报后,军委会不仅同意王耀武的分析判断,而且认定日军的进攻目标就是芷江机场。陆军总司令部随即调兵遣将,何应钦亲自出任总指挥,并授权王耀武积极准备迎敌。
王耀武立即宣布将校班暂停开课,所有教职学员一律返回原部。同时将方面军总部由洪江前移至安江,以便于全面指挥作战。
吹断了营前的旗杆
即将与王耀武交锋的是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日军的指挥机构可以临时配属,第二十军原先是为了对苏备战而在东北编成,只是一个空头机构,到达衡阳后,才配属了大量部队,曾列于日军第十一军系列的第一一六师团、第六十八师团如今都是其麾下主力。
接到作战任务后,坂西即开始进行战前准备。日军使用的是五万分之一地图,这样的地图在中国军队里只有营长以上才有,而日军班长以上就有一份。就比例尺而言,五万分之一已经非常精确和详细,但坂西仍觉得不够,为了校正、充实现有地图,他专门派出密探,混过两军的交界线进行了实地侦察。
这些密探并不是一般日本特务就能充任,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商业地位,且在邵阳以北、以西地区原来就具有一定社会基础,这样才能在不引人怀疑的前提下,根据已定作战任务,对当地的兵要地志资料进行搜集。
通过侦察,日军纠正了地图中的一些错误。纠正后的图上连一座小桥、一间小庙、一处小树丛都有标记,战时日军便可以比较方便地识别、通过以及组织战斗。
驻邵阳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情报队还通过收买汉奸等办法,广泛收集第四方面军的军政活动资料。3月末,情报队发现邵阳以西靠近守军主阵地一带的村庄已经“空室清野”,老百姓纷纷进山,于是他们判断第四方面军已经发现了日军的进攻企图。
战前准备并没有因此而被打断。3月30日,冈村乘飞机到达衡阳,对第二十军进攻芷江的准备情况进行视察。不看还好,一看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与中国军队呈上升势头不同,此时日军却在走下坡路。第二十军新编的几个独立混成旅团均武器不足,士兵全部使用湘桂会战中缴获的汉阳造或中正式步枪,而且相当数量的士兵都是刚刚从国内征来的十七岁少年兵,缺乏战斗经验。
即便第一一六师团这样的主力,也在“一号作战”中因伤亡和疾病出现较大减员,有的步兵中队仅有约一百人。虽然补充了大量新兵,但因为运输中断,部队常常需要自己到乡村筹集生活必需品。抢掠食粮、油盐、生猪、菜蔬成了他们的主业,有些人居然还在经商,在这种情况下,新兵训练也只能处于半停顿状态。
日军主力向来以火力强盛著称。可是第一一六师团所属的野炮兵联队吃老本已经吃到了要吐,队内火炮型号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连日俄战争中使用过的陈旧山炮都舍不得扔掉,就是看不到一门野炮兵联队应有的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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