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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第1页）

八月十五到了。

八月十五，三秋恰半，故谓中秋。因在一年之中，此夜月色倍明，故又谓之月夕。中秋之为节，起源很古老。据《礼记》载，其由来可追溯到前秦时期的所谓“天事祭月”。又有神话云，后羿之妻嫦娥奔月后，在寂寞的广寒宫中，唯有一只捣药的玉兔相伴。每至金风玉露时节，都要怅望人间。由是，这八月十五，又被赋予了祈盼团圆之意，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时至宋代，欢度中秋佳节，早已成为定俗。每逢此节到来，无论富豪巨室，还是穷户寒门，莫不团聚老小，抚琴鼓瑟，焚香拜月，畅饮通宵。自然，这一派五彩缤纷的热烈气象，是要待日落月升时分，才会渐次进入高潮。而这一日的白天，则主要是人们为欢度良宵进行准备的时间。

建炎元年的八月十五这一天，汴京城里是在一片安宁的气氛中度过的。

虽说时处战乱年月，但人们的节日意识并未淡化，该做的过节准备，市民们依然兴致勃勃地在做。而且，经过前一时期的治理整顿，现在汴京城区秩序井然市场繁荣，这也为人们欢度佳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从表面上看，今年与往年的这一天，似乎没什么不同。

然而今年的八月十五，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八月十五。在这个丹桂飘香的中秋之夜，注定要上演一场关乎社稷前途的大戏。在市民百姓忙碌着采购食品预订酒宴的同时，另外一些人也正在为几个时辰后的生死博弈，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只不过这种准备，在博弈双方那里，皆是以不露声色的方式秘密操作着，局外之人难以察觉而已。

日头渐渐西坠的时候，无论是喜气洋洋的过节准备，还是紧张凝重的博弈准备，一切俱已就绪。该开宴的酒会，就恭候着贵客临门；该上台的生旦，就静候着登台献艺了。

就在这个灯火初燃笙歌渐起的时刻，方承道迈着从容的步履，登上坐落于东大街“舟桥明月”附近的聚英楼，走进了楼上供他专用的单间。

名义上，这个酒楼是一个叫方世贵的人开的，而它的真正东家，乃是方承道。今夜，方承道要在这个把酒赏月的绝佳场所，坐候由他亲自排演的那出波澜壮阔的惊天大戏，以高潮迭起之势，完成其精彩结局。这出大戏能够收获预期效果吗？他自信把握应当很大。

方承道这个人，性格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做事相当谨慎；二是相当自负。那不是一般的自负，而是在内心里非常的自命不凡。在这一点上，较之乃父方汉奇，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但他认为这没什么不对。他认为谨慎踏实和自命不凡，均为成大事者所不可或缺的品质。不能脚踏实地，便没有稳固根基；而不能眼高于顶，又何来远大抱负？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反叛思想的萌生，与他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存在密切关系。而乃父一生的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他自身的满腹经纶不得赏识，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则共同构成了其心中叛逆火种的助燃剂。

有两件事，对他坚定反叛信念并着手将此志付诸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件事是方汉奇的“竹林社”的成立；另一件事是一笔巨额财富的意外获得。

所谓“竹林社”，是方汉奇在举家移居济州后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在宋时，民间组织社团是一种时尚，各地城乡均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行业社团，只要其旨与政治无涉，官府对此并不干涉。方汉奇成立的“竹林社”，起初就是那么一个以文会友性质的团体。

那笔意外财富的获得，乃方汉奇身后之事。方汉奇去世后，方承道曾购买过一套宅院，那笔财富便是方承道翻盖该院后罩房时掘地而得的。这种奇事固为天降之福，却也并非绝无仅有。盖因在宋朝一统天下之前，官吏豪绅们为避祸乱，窖藏金银业已成风。其中匿财之巨者，甚至可达数千万缗。后因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许多昔年的密藏之财，就成了湮没尘寰的无主之物，被后世之人无意间掘出者不乏其例。

这两件事，对方承道来说意义非凡。前者，使得他得以借机广为联络同道，形成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后者，则为他奠定了从事秘密活动所必备的物质基础。

方汉奇终其一生有翅难展，极度地愤世嫉俗是不消说的。然而说到底，他也还只是个典型的秀才胚子，撑破天无非是徒发一番生不逢时无缘补天的牢骚了事。而他的这个儿子方承道，却是不甘再似老爹那般潦倒一生终老泉林。方汉奇在世时，方承道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竹林社”网罗羽翼；方汉奇过世后，他便从根本上改变了“竹林社”的性质，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怀有政治意图的秘密组织，社团的名称也由此改为“天正会”。

“天正”二字，寄寓着替天行道、匡扶正义之旨，同时亦有纪念父亲之意。而方承道的别号“草庐翁”，则是源自于他在掖县故居被乃父名之为“草庐”的学房。这就是“天正会”与“草庐翁”这两个称号的来历。正是由于这个来历，这两个称号成了帮助宗泽识破其隐蔽身份的重要线索。

掘地得财后，方承道也曾产生过就此做个富翁雅士足矣之想。但因其内心自幼便涌动着的鸿鹄之志，最终，选择了另外一种活法。因而，他将所得之财分成了三份。一份交与妻子及哥哥方承学存留养家，一份用于商业投资以钱生钱，再一份就用为网络党羽的活动经费了。其妻其兄对于他成天在外面忙活什么，是既不了解，也不干涉。

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自从有了这笔资本，方承道的地下活动如鱼得水，天正会的势力迅速壮大，这反过来又大大地助长了方承道的蓬勃野心。

可以说，方承道所欲遂之志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其行并不盲目孟浪，他的一切谋划，皆是有据可依。

首先，他充分掂量过天下大势。赵宋王朝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先祖雄风早就丧失殆尽。尤其是自徽宗朝以来，更是腐败透顶危机四伏，大厦倾覆乃迟早之事。这个前景早已被方承道看透。然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朝廷这架统治机器已是破损不堪，也还不是随便什么人稍微动点手脚便可将其摧毁。关于这一点，方承道同样具有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潜心钻研有史以来起于蒿莱者的成败案例，亦认真分析过当朝造反者如宋江方腊等终归灰飞烟灭的种种原因。

其次，前车之鉴不胜枚举，而经方承道梳理归纳，其要害无非还是那三项老生常谈，即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以方腊为例，别看他折腾得动静不小，其实其可恃者，充其量只有部分的人和。地利他不占，时机也不行，三者失其二，能有好下场吗？

关于三者的分量轻重，方承道认为，亦颇有讲究。许多造反者最看重的是人和，在他看来那是大错特错。他认为实则是以天时为最重，地利次之，人和再次。因为只有时机适宜，地利方可为用。而若拥有了天时地利之优势，则人和并不难求。所谓墙倒众人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由是，他明确了两条行动原则：一是若要成大事，必须谋中原；二是时机不成熟，宁可不动手。

遵循上述原则，方承道遂将其活动重心，转移到了京畿一带。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便一面一如既往地广交盟友积蓄实力，一面密切关注时势等待时机。从朝廷内外交困的情况来看，他相信他所需要的时机离他并不遥远。当宣和七年金军第一次大举侵宋时，他对未来的形势变化作了如下的估计。

第一，以金邦之国力军力，尚难一举灭宋，但会使宋朝元气大伤。第二，金邦灭宋之心不死，必将卷土重来，且会来得很快。第三，金军具有横扫中原之威，但金邦未必有一统天下之力。那么，在未来的数年中，就必呈宋朝崩溃群雄逐鹿之势，而那正是他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最好时机。

根据这个估计，他在那时便做出了将来不动则已，动则便首先夺取汴京，进而雄霸中原的大胆设想。

另外，当时他虽因去探望患病的兄长方承学不在汴京，却由于预料到面对金军的猖狂进击，宋廷必会动员乃至强迫全城丁壮上阵卖命，而金军则会在重创宋军后，勒索巨额财富，作为退兵条件，乃紧急传信京城同党，敦促他们提前采取了财产保全和人员疏散措施，因使天正会成员在那场浩劫中损失甚微。此举不仅有效地保存了天正会的实力，且令天正会上下人等，包括曾邦才邯兆瑞那种亦是自视甚高的人，对他的先见之明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时至今日，几乎方承道所有的重大预见，都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这使得他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指点江山的能力产生了虚幻的自我抬高。事败之后他才觉悟，正是由于那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令他见微知著的能力大打折扣，对他后来的判断和决策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如果说当时还有什么情况是方承道未曾预见到的，那就只有一件事：老将宗泽出任汴京留守。

方承道承认，宗泽是个人杰，但他并不认为，宗泽能够成为他的克星。毕竟宗泽到汴京才两月有余，毕竟自己是在暗处而宗泽是在明处，毕竟宗泽只是凡人不是神仙，毕竟宗泽手里只有万把人马。

当然，出于对宗泽本能的敬畏，当他把各项行动部署停当后，内心里仍不免闪现过一丝不安。不过，那一点不安随即便被排除。因为就在此时，他又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根据这个情报，他将获取一张用处极大的保底的王牌。如果握有了那张王牌，纵使出现天大的意外，他都可以进退自如。值此关键时刻，幸得这层保障，岂非天佑吉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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