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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天还没亮，努尔?木哈姆德就帮我把行李装上吉普车，准备出发去坎大哈了。我们多带了一罐机油，为了预防万一还带了火花塞，绳子，多带了一件外套，一条睡袋和一些药品。我们向使馆申请了四盒K级配给口粮，两个备胎和几罐烧开的水供路上饮用。如果你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见到我们，你肯定猜不出我们是从一国首都出发到近在咫尺的第二大城市，走的还是一条常规路线。我们看上去更像是两个探险者，混迹在形迹可疑的商队里正要开拔。不过实情也正是如此。

离开喀布尔之前，狼群又一次突袭了街道，我问努尔会不会开车带我经过纳兹鲁拉家的房子，他满足了我的愿望。那栋房屋在城市南部的狭长地带，位于通往坎大哈的路上。我们接近了那座高大的木门，门扎得结结实实，上面镶着年代久远的钉子和螺栓，此时我意识到面前的木门通向又一个阿富汗堡垒。大门周围的泥巴墙有数英尺高，完全看不见里面。除了军队，没有任何部门有权闯进这些禁区，所以女人可以永远被关在里面，无需经过除关押者外的任何人的同意。

我们坐在车里观察这座沉寂可怕的大门时，突然意识到高墙里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很明显是火把发出的光亮，顺着那扇历经沧海桑田的大门的门缝闪动着。然后火光停止了移动。另一头有人从门缝里盯着我们看。没人说话。

过了几分钟，我悄声问努尔：“你觉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他们知道，”他回答，“吉普车就意味着来的是弗兰基。”

“我们何不问问他们艾伦去哪儿了？”我建议，心里知道努尔肯定会否决，说这个主意不会有用。令我吃惊的是，他耸了耸肩膀，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顺从地走到大门口。虽然那位不肯现身的偷窥者肯定看到了他的一举一动，但是却没有任何动静。最后还是努尔等不下去，照规矩拉动了门铃。

从那道高墙里传来了丁零一声，火光又开始移动了。等了不长时间，大门上一扇小得仅能供一人通过的小门砰然打开，一个衣衫褴褛、头上裹着头巾的瘦男人探出头来。努尔用普什图语问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听着。然后摇摇头，表示不知道。那扇小门吱扭一声在黑暗中关上了，从门缝里能看见那点火光也熄灭了。

“他们不知道她的下落。”努尔汇报说。我借着雪亮的汽车头灯最后又看了一眼那道神秘的高墙。

从喀布尔向南通往坎大哈的道路大约有三百英里长，而它的历史则有三千年那么长。从1946年冬末时节的保养状况来看，最后一次整修道路可能至少是八百年前的事了，因为这条路的每一英里似乎都发生过险情。

路上的大坑小坑实在太多了，我们的时速还不到二十英里，而且一旦遇到有积水的地方，整个道路就会消失不见，我们也就只好沿着田地里的车辙开，直到古老的道路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黑暗中，我们经过了好多辆抛锚的汽车，里面的乘客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呼呼大睡，等着喀布尔那边搞到零件，再派人走路送过来。

那天正巧是春分，六点整的时候，太阳从东方的山丘上升起，照亮了阿富汗中部那雄伟荒凉的景观。在遥远的西边矗立着神圣洁白的科依巴巴山脉，只要大雪封住了山口就完全无法翻越。近处有一座用泥砖临时搭建的低矮小屋，外面围着一整圈高墙，墙头特意种了一圈荆棘，还插着碎玻璃片。靠近道路的地方，伸出东一条西一片的田野，年景好的时候估计也能有点收成；但是山区雨水太多，农夫们劳碌一年往往颗粒无收。

这幅景观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颜色。没有积雪覆盖的地方全是褐色：山川、泥墙，还有大片的不毛之地。向喀布尔方向踯躅而行的旅人们看上去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们的衬衫耷拉到膝盖上，本来应该是白色，只不过穿得太久又洗得太少，已经变成了褐色。就连狗都是褐色的。

我们中途停下来一次，看一群男人逗一只狗，但那畜生知道我们是陌生人，于是狂吠起来，人们捡起小石子朝着狗砸过去，准头惊人，那狗随即逃走了。“我以为他们会打伤那条狗。”我抗议说，但是努尔说那些石头都不是用力扔出去的。

“他们很爱自己那些瘦条条的狗儿，”他安慰我说，“要是你把他们的狗杀了，他们会把你追到兴都库什山去。”

春分时节从喀布尔旅行到坎大哈——我们上路那天是3月21日，正好是冬季的最后一天，也是春季的第一天——这正像是从纽约州那些积雪覆盖的山脉出发，去到春意融融的弗吉尼亚州，因为我们越往南走春意越浓，路旁的景致也从白雪皑皑逐渐变成春花烂漫。头一天早晨还未过去，我们就在路边发现了蓝色的花朵，还看见了黄色的鸟儿飞快地掠过土黄色的田野。大片荒芜的平原上，积雪刚刚消融，开始显出了别样的风情。

我们中途停留的第一站是阿富汗古都，屡屡见诸史书的加兹尼城。我特别用了“屡屡见诸史书”这个词儿，因为当初一经告知自己的首个外交职位即将被分配在阿富汗时，我就研究了一切能找到的当地历史，而没有哪个留存至今的城市能够像加兹尼城这般令我浮想联翩。在那建成多塔状的城墙上曾记载过一位精力无比旺盛的野蛮人征服者，时间大概是公元1000年（一个方便记忆的年代），他被后人称作“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有二十五年之久，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阿富汗人每年都会率领大军穿过开伯尔山口向南进入印度平原，他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当地人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那位记述者写道：“那些印度城市好比肥壮的牛群，马哈茂德将它们牢牢拴在阳光之下，供他定期回来挤奶。”他屠杀了上千平民，洗劫了整片大陆的富人，并把他那丑陋的阿富汗小城加兹尼发展成当代的教育、财富和权力中心。

我记得那天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在阿富汗历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时——也许可与欧洲的查理曼大帝相提并论——我暂停研究工作，转而去找了另外二十几个刚刚进入国务院的研究生，问他们可曾听说过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然而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我想，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阿富汗是个多么不为人知的国度，令我懊恼的是，就连学者们都会模糊地以为阿富汗只不过是埃塞俄比亚的另一种叫法罢了。我有好多朋友都以为我被派到了非洲。

我现在知道了“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的鼎鼎大名，而眼下，我正跟着努尔?木哈姆德的导引，逐渐接近他的城市。远远看去，这座城市灰暗、荒凉，令人沮丧，简直就是由几座灰不溜秋的建筑物拼凑而成的，外面还围着难看的泥巴墙。从我所在的位置向加兹尼城看去，这座城市就是一堆乏善可陈的牛舍。没有树木，没有清凉的河水，也没有开阔地。我对阿富汗的幻想在这里彻底破灭了，这堆乏味的、没人要的泥巴棚子，曾经贵为一国之都，统治着大半个世界的土地。

但是当我们走到城墙边上的时候，情况开始有所好转。我得承认，站在雄伟的南大门旁时，我确实感受到了一股激荡的想象力，还有从马哈茂德帝国传来的细若游丝的回响。这座巨门建造得极其恢宏壮观。城门旁守着两座结实的圆塔，塔上的垛口里布满射击用的狭槽，而窗子则是一道道窄缝，上面也可以布置机枪。我站在城门外，挤在一群游客当中等着拿入城通行证，这时我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沧桑之感，我已然能够理解，当年马哈茂德正是仰仗着这些城墙的守护才得以发动一年一度的奔袭攻击。

我们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城门，开进了那些窄街，这时候就算是最迟钝的头脑都能发觉我们的所在之处已不再是喀布尔城了，这里没有布满附庸西方风雅的使馆建筑，也不再有什么德国工程师将大半条河流都控制在手中。加兹尼没有德国工程师，我们已然进入了亚细亚最古老的地方。

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广场上，泥地上没有铺设路面，四周都是灰扑扑的商店和腻着油垢的饭馆，我们所见到的每个人都穿着脏兮兮的白裤子、垂到膝盖的衬衫、西式马甲，他们披着简陋的外套，还罩着肥大的头巾。他们的脚上全都穿着用破烂皮子做的露趾凉鞋，而且看不到一顶土耳其毡帽。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女性，连穿着罩袍的女人也没有。道路两边全是笨重的毛皮货物，用皮囊装着的山羊奶，从南方运来的葡萄和甜瓜，一捆捆的木炭，还有零零碎碎的农产品。跟喀布尔的市场相比，这个地方一副破败景象，颜色单调、死气沉沉、找不到任何舶来品。然而，这种乏味单调自有引人流连之处，当努尔停好车，让我守在车旁而他去找住处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高兴。道路实在太糟糕，我们不可能在当天就赶到坎大哈，也不可能在加兹尼城南边过夜。

我仔细观察这座破烂的小广场，看了约摸十分钟左右，这时我发现身边冒出来一群衣着褴褛的阿富汗人，他们都是对弗兰基很感兴趣的城里人。听到我会说普什图语，他们都挺高兴，告诉我加兹尼地区的这个冬天很不好过，食品短缺得厉害，这时候努尔回来了。他一回来，这群人就忽然神秘地消失了，我以为是努尔斥退了他们，但是后来才看见把他们吓跑的其实是两个走过来的毛拉。他们瘦瘦的，留着胡子，穿着深色长袍，满脸都是刻骨的仇恨。他们大步走过来，朝着他们最看不顺眼的吉普车，然后对着它，而不是我，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他们越骂越愤怒，这时我开口用普什图语向他们解释说，大家都是朋友。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他们的仇恨减少了一些，我们聊起我的旅行。他们其实都很友善，而且在努尔细心的诱导下，他们开始大笑，而刚才那群人又凑了过来。努尔保证说，弗兰基绝对不会对加兹尼的女孩子动手动脚，也不喝酒。他们向我鞠躬告别，努尔悄声说道：“毛拉这边不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时间够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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