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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二（第1页）

本书要探讨的是，在冷战以及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全球对抗中，驱使着苏联的种种动机。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档案的公开，为书写苏联的过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关于一度隐藏于“铁幕”背后的苏联国内的政治状况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原始资料极其丰富。现在，人们可以仔细地检查政治局的审议过程，可以反复阅读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函电，可以观察到动力是如何自上而下地缓缓注入官僚体系的，甚至还可以读到共产党官员的私人日记。一系列批判性的口述史项目，把决策过程的资深参与者们聚拢在一起，提供了官样文牍中看不到的情感背景。

有了这些原始资料，就可以不只是把冷战写成大国间的冲突和毁灭性武器的累积了。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人们及其动机、希望、罪责、幻想和错误的故事。从柏林的查理检查站到莫斯科的厨房——异见人士在那里谈论着“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局到学生的寝室，苏联的冷战有许多战线和维度。它是神经战和资源战，但首先又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斗争。另外，真正的国际比较研究也可以做到了，而这方面的成就又有助于把苏联的政策与行为置于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即帝国的背景之中。近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揭示了克里姆林宫的盟友和卫星国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在“新”冷战史著作中，一些最惊人的发现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东德、古巴、阿富汗以及其他扈从国对于莫斯科的动机、计划和考虑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些不断扩展的视界和方法论上的新挑战，对于本书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从民族和所接受的训练来说，我是个俄罗斯学者，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就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对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国家档案的经年累月的研究，数不清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与同事、朋友和批评者的交流，对我过去的15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24集冷战史电视项目，对我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它让我注意到感知、图像和集体想象的重要意义。最后，在天普大学（TempleUniversity）从事的教学工作也在不断地提醒我，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不会自动地传递给下一代。如果没有持续的探索、讨论和修正，冷战的经验教训就会变成乏味的统计数据。讲述往日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并说明它是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但却很有必要。

本书是对我在十多年前与康斯坦丁·普里沙可夫（ConstantinePleshakov）共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继续。我用来解释苏联动机与行为的概念框架仍然没变，那就是革命与帝国范式。对于斯大林及其继任者来说，安全与权力是首要的目标。这些领导人使用强权政治以及外交的手段，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千方百计地促进苏联的国家利益。然而，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对外政策动机，是不可能与他们是怎样想的以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分开的。苏联领导人，以及苏联精英和无数的公民，都是那场悲剧性的大革命的继承人，都受一种救世主式的意识形态的驱使。我们至少要努力理解苏联领导人、精英和人民对于世界和他们自身是怎么理解的，否则，就不可能明白苏联在冷战中的动机。解决该难题的途径之一，就是看苏联人的意识形态。其次是看苏联人的体验，尤其是二战的影响。第三是检查苏联领导人与精英的生活，以及塑造这些生活的文化因素。

本书围绕冷战中苏联一方主要的发展过程、政策和领导人分成10章。第1章探讨了二战对于苏联政治精英（politicalclass）和一般公众的巨大影响，并说明这种战时体验是如何不仅转化为对安全的追求，还转化为对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和外部帝国的追求。第2章说明斯大林的政策为什么在建设苏维埃帝国方面如此成功，但却损害了大国间战后脆弱的合作关系，并且成为冷战的原因之一。第3章研究了苏联的对德政策，突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地缘政治设计与中欧的苏维埃帝国的现实及其发展态势之间的矛盾。第4章分析了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跟新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的新目标有关，也跟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有关。第5章探讨了热核革命和新的弹道导弹技术对于苏联的国家安全思维的影响，尤其是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在几次极其危险的冷战危机中的独特作用。

第6章非常重要，因为它着手探讨的是苏联社会及其精英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禁锢并开始社会文化转型这个主题。它分析了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时期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分析了冷战的国内战线上最早的分裂，以及被称为“六十年代人”的新生代的出现——25年后，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执政时期，此事会产生有力的回响。第7章检查了苏联主张缓和的动机，特别强调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Brezhnev）个人的推动与介入。第8章描述了苏联人缓和意识的衰退以及苏联出兵阿富汗的过程。第9章论述了从克里姆林宫的老近卫军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六十年代人”的权力过渡。最后一章则集中讨论了针对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读。我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突出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及其罗曼蒂克的意识形态即“新思维”的特别作用。

对于这样一段多事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显然无法指望在一本书中就可以一蹴而就。为了弥补我的疏漏，我推荐了许多优秀的著作和文章供读者参考；它们从真正的国际视野出发，深入探讨了冷战的历史。我希望本书能够以其论及的范围和对于重大主题的专注，补偿它对于某些事件的省略和浮光掠影的表述。不过，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对苏联的经济与财政史进行系统的检讨。书中的最后几章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70、80年代，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以及在此之后，经济疲软再加上政治精英在该问题上的无能，导致苏联全球影响力的下降，这也是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如果对苏联的军事思维和军工综合体有更深入的研究，肯定可以使我能够把许多有关苏联国际行为的基于直觉的看法和尝试性的假设变为坚实的结论。所以说，最好的书还是有待于去写的那本书。

如果没有众多朋友和同事的大力鼓励、不懈支持和至关重要的启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本书。幸运的是，多年来我一直是国际冷战研究的学者网络中的一分子。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是该网络的核心。我的CWIHP“老兵”的T恤让人想起了许多会议；在那些会议上，我展示了我的研究，并用来自国际学术网络的深刻见解和反馈来丰富我的研究。CWIHP的领导者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G。Hershberg）、大卫·沃尔夫（DavidWolff）、克里斯琴·奥斯特曼（ChristianOstermann）给我提供了批评与建议，以及编辑方面的帮助，并使我可以及时查阅新公开的档案资料。梅尔文·莱弗勒（MelvynLeffler）、杰弗里·布鲁克斯（JeffreyBrooks）、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C。Wohlforth）、詹姆斯·布莱特（JamesBlight）、菲利普·布伦纳（PhilipBrenner）、阿奇·布朗（ArchieBrown）、杰克·马特洛克（JackMatlock）、罗伯特·英格利希（RobertEnglish）、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Garthoff）、利奥·格卢乔斯基（LeoGluchowsky）、马克·克雷默（MarkKramer）、雅克·莱韦克（JacquesLevesque）、文安立（OddArneWestad）、诺曼·奈马克（NormanNaimark）、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VictorZaslavsky）以及埃里克·希里亚耶夫（EricShiraev）和我分享了看法、文献和批判性的评论，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梅尔·莱弗勒（MelLeffler）给我看了他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与我生日相同的陈兼（ChenJian）是位杰出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他让我明白了“老大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的许多微妙之处。

我是在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SecurityArchive）工作时开始本书的研究的。该档案馆是个极为出色的非政府智库和图书馆，现设立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托马斯·布兰顿（ThomasS。Blanton）、马尔科姆·伯恩（MalcolmByrne）、威廉·伯尔（WilliamBurr）、威尔·菲洛加洛（WillFerrogiaro）、彼得·科恩布卢（PeterKornbluh）、休·贝克特尔（SueBechtel）以及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SvetlanaSavranskaya）帮助我把研究与从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档案中发现有关冷战的新证据这项伟大的冒险活动结合起来。从2001年起，天普大学历史系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之家和教师可以在那里与学生，也就是他们最理所当然的“顾客”见面的地方。理查德·伊莫曼（RichardImmerman）使我确信，美苏之间在决策和行动方面，尤其是在与第三世界有关的决策和行动方面，存在某些相似的地方，这一点并非是我凭空想象的。我的其他同事，特别是詹姆斯·希尔蒂（JamesHilty）、霍华德·斯波德克（HowardSpodek）、杰伊·洛克诺尔（JayB。Lockenour）、大卫·法伯（DavidFarber）、佩特拉·戈德（PetraGoedde）和威尔·希契科克（WillHitchcock）给了我工作和生活上的鼓励。拉尔夫·杨（RalphYoung）谈到的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人有关苏联威胁的感受，拓宽了我的眼界。

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俄罗斯学者和档案管理人员的支持与建议，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本书。他们中有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VladimirPechatnov）、谢尔盖·米罗年科（SergeiMironenko）、奥列格·瑙莫夫（OlegNaumov）、亚历山大·丘巴良（AlexanderChubaryan）、娜塔丽娅·叶戈罗娃（NataliaYegorova）、娜塔丽娅·托米莉娜（NataliaG。Tomilina）、塔蒂安娜·戈里亚耶娃（TatianaGoryaeva）、卓娅·沃多皮亚诺娃（ZoiaVodopianova）、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OlegSkvortsov）、尤里·斯米尔诺夫（YuriSmirnov）、列昂尼德·吉比安斯基（LeonidGibiansky）、爱丽娜·祖布科娃（ElenaZubkova）和鲁道夫·皮霍亚（RudolfPikhoia）。《史料》（Istochnik）杂志的编辑谢尔盖·库德里亚绍夫（SergeiKudryashov），一直在关注我的研究。格鲁吉亚时任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Shevardnadze）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并允许我查阅格鲁吉亚的总统档案。对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莫斯科公共运动中央档案馆、格鲁吉亚总统档案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没完没了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深表谢意。俄罗斯老一辈的冷战研究者给我的教导之一，就是要把文献置于个人和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评估。我要特别感谢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Chernyaev）、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Dobryn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GeorgyShakhnazarov）、卡连·布鲁坚茨（KarenBrutents）、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Arbatov）、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GeorgyKornienko）、尼古拉·杰季诺夫（NikolaiDetinov）、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VictorStarodubov）、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ctorSukhodrev）、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夫（RostislavSergeev）、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Ligachev）、谢尔戈·米高扬（SergoMikoyan）、大卫·斯图鲁阿（DavidSturua）、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OlegTroyanovsky）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N。Yakovlev）。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提供了他对戈尔巴乔夫政府的一些资深官员的采访副本，这些采访是在有关冷战终结的口述史项目框架下进行的，并得到了国家安全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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