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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页）

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

——安德罗波夫，1980年秋

20世纪80年代初超级大国的对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疯狂的军备竞赛，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的暗战，还有激烈的心理战，这就跟斯大林统治后期如出一辙。里根政府也像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想要逼退苏维埃帝国。西方有人预言，接下来将是个危险的十年：“只要其领导人认为帝国的完整受到威胁，苏联就会不惜发动核战争。”

本章的重点是，在对抗日益加剧时的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最后岁月和接下来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Chernenko）领导下的两年过渡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基础开始恶化。包括中情局那些人在内的西方分析家，都觉察到了苏联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苏联对中欧控制力的动摇，但他们想象不到形势实际上有多糟。1980年和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及华约其他国家在经济和财政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重的依赖性，极大地削弱了斯大林建立的“帝国”。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缺乏阻止苏联式微的政治意志与谋略。从1981年至1985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从来没有考虑过准备与西方最后摊牌之类的事情。

波兰：柱石崩裂

1980年8月，格但斯克（Gdansk）工人的罢工酿成了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危机。团结工会大获成功，尤其是这个看上去闹哄哄的民主运动所显示出的惊人的效率与协调性，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及其顾问怀疑有“看不见的手”——也许是受过良好训练、由外国资助的“地下组织”，在领导这场革命。在苏联人看来，更糟糕的是，这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克格勃报告说，在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梵蒂冈以及美国的波兰流亡组织之间存在着联系。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JohnPaulⅡ）被认为是波兰事态发展的最危险的煽动者。

波兰革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自身的边境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1981年，克格勃报告说，受波兰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特别是拉脱维亚的工厂，发生了大规模罢工。1981年春，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告诉政治局，“波兰的事态发展正在影响我国西部各省，尤其是白俄罗斯的局势”。苏联当局在与波兰接壤的边境地区落下了一道新的“铁幕”，终止了旅游观光、学生计划以及与这个“兄弟”国家的文化交流。波兰期刊的订阅被取消，波兰的无线电广播也受到干扰。

在苏联和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接下来对团结工会运动的应对措施。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对外政策专家与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都在担心会出现那种人们所熟悉的前景：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入侵波兰。不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那样做。虽已年老昏聩，这位越来越孤独易怒的总书记却也不想同意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波兰人。

勃列日涅夫决定避免对波兰采取干涉行动，这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总书记实际上也并不在克里姆林宫，而是隐居在自己的国家别墅。由于他不在，安全事务就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这“三驾马车”。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扮演了一个显要的角色，负责政治局处理波兰危机的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人当中，国防部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要求出兵干涉的理由最为充分：必须确保波兰成为驻德苏军与苏联之间的重要纽带。失去波兰，华约也就毫无意义；实际上，华约总部就设在波兰城市莱格尼察（Legnice）附近。以华约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ViktorKulikov）元帅为首的乌斯季诺夫的下属们，几次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波兰。

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是政治局决策圈的关键人物。他以前曾力主苏联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但是在1980年秋，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一位亲信下属说：“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把自己当作勃列日涅夫的当然继承人的安德罗波夫明白，如果再进行武装干涉，那将是他生涯中灾难性的一着。在苏联干涉阿富汗之后，欧洲缓和的形势已是命悬一线，如果再入侵波兰，就会让它一命呜呼，甚至还会使整个的赫尔辛基谈判进程功亏一篑，那可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国务活动的最大成就。

就连苏斯洛夫也认为，把社会中的一些民主人士吸收进波共政府，要比动用苏联军队更为可取。但这并不等于克里姆林宫在波兰问题上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政治局开始倾向于“毕苏斯基方案”，也就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性质的独裁体制，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Pilsudski）建立的政权。“共产主义的毕苏斯基”的候选人，有波兰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yslawKania）和波兰武装力量司令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Jaruzelski）将军。198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按照预定的计划告诉卡尼亚：“如果发现有人要推翻你们，”他说，“我们就插手。”整个会晤就是用苏联干涉的可能性来吓唬卡尼亚，让他对团结工会采取严厉措施。但是这位波共领导人缺少实施这一拟议中的打击所需的勇气与决心。苏联宣传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列昂尼德·扎米亚金（LeonidZamyatin）从华沙回来时的印象是，这位波共领导人已经成了一个在酒精中寻求慰藉的极度神经质的人。因此，那种逼迫波兰领导层采取行动的方式，会使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为：苏联即将入侵。而在会晤的同时，华约军队在波兰境内及边境附近的地区恰好又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更让人深信不疑——这与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苏军的动作一模一样。

12年前施压的对象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现在轮到卡尼亚了。1981年3月，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再次来到莫斯科，而乌斯季诺夫把这位波共领导人训得像小学童一样。“卡尼亚同志，”他嚷道，“我们的耐心耗光了！在波兰我们有的是可以信赖的人。我们最后再给你两周时间，去恢复波兰的秩序！”在波兰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后不久，华约军队和克格勃就开始对波兰大肆恫吓，包括连续三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过，乌斯季诺夫的威胁是在虚张声势，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此时并没有考虑入侵。

1981年夏，苏联人竭力想在波共内部寻找并组织“健康的力量”，以便另外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施压，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波共内部的强硬派几乎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其中包括记者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Rakowski），克里姆林宫有许多人将其视为危险的“右倾修正主义分子”。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Ceaucescu），对这些新的情况可以说是更为担忧。当年夏天在克里米亚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开始要求武装干涉。然而勃列日涅夫坚决地拒绝了。”

勃列日涅夫仍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恢复欧洲的缓和局面，所以对入侵波兰的主张很讨厌。此外，波兰危机中的经济问题也让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知难而退。与波兰人打起来已经是够糟的了，但入侵和占领在经济上的代价也不啻为一场灾难。切尔尼亚耶夫1981年8月在自己的日记中评论说：“勃列日涅夫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一聪明的方法。让波兰在经济上一直依赖我们，这我们承担不起。”的确，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多余的资源用来承担迅速增加的各种义务。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苏联在全世界共帮助或扶持了69个苏联的卫星国和扈从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每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GDP被用于扩军的经费。这一政权通常都是靠挪用人民的储蓄、出售伏特加和暗中累积预算赤字来填补漏洞。另外一个重要的岁入来源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从1971年到1980年，苏联石油天然气的产量分别增加了七倍和八倍，与苏联给华约国家的享有大量补贴的石油天然气的输送量增加的速度相当。1974年后，世界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莫斯科也不得不把它给华约盟国的石油价格提高一倍，并提供十年期低息贷款进行补偿。苏联的经济利益要求削减给中欧各国的如此慷慨的援助，但“社会主义帝国”的利益以及集团内部的义务却要求加大援助的力度。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加剧了苏联集团内部在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再也不能强迫受其庇护的中欧政权去分担重新开始冷战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了。1980年2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这些国家的党的书记们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同志说，要是再减少与西方的经贸往来，他们就承受不了了。华约成员国在经济上对北约国家的依赖性，此前只有民主德国存在这样的问题，而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这样。这些共产主义盟国实质上就是在告诉莫斯科，要堵住“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漏洞，只能由苏联人埋单。

波兰危机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即苏联作为东欧集团经济与资金援助的唯一提供者，其地位不稳。1980年8月之后的一年当中，苏联人给波兰注入了40亿美元，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波兰经济在持续下滑，波兰人的反苏情绪也在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食品短缺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变得更为严重。苏联农业也开始告急，尽管国家作了巨大的投入；食品分配的集权体制也遭遇瓶颈。享有大量补贴的面包、黄油、食用油和肉类从百货商店流入兴旺的“黑市”并以高价出售。就连享有特权的莫斯科，购买食品的队伍也是排得越来越长。在这种形势下，克里姆林宫最终不得不强忍难堪，允许西方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以免波兰陷入饥荒。1980年11月，勃列日涅夫告诉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领导人，苏联将不得不削减对这些国家的石油供应，“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出售这些石油，并用得到的硬通货”帮助波兰政权。显然，万一要由华约的武装力量来对波兰实行武装入侵，那苏联将不得不承担占领的费用。而且谁也说不准西方的经济制裁会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10月18日，莫斯科最后的希望、总理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从卡尼亚那里接管了党的领导权。与西方和波兰国内许多怀有敌意的描述相反，雅鲁泽尔斯基并不是苏联人手中驯顺的工具。在1939年波兰被瓜分之后，他曾被内务部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战期间，他成为由苏联帮助组建的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军官。雅鲁泽尔斯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在把波兰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还认为，只有苏联能够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对于苏联人说要采取军事管制的施压，雅鲁泽尔斯基顶了几个月，但到1981年11月，他顶不住了——因为波兰的经济摇摇欲坠，而寒冬将至，还没有足够的燃料和食物。同时，团结工会的温和派领导人开始被更激进、更缺乏耐心的势力所取代，后者要求结束波兰的共产党政权。雅鲁泽尔斯基则开始暗中准备发动打击。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告诉克里姆林宫。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在最后时刻会见雅鲁泽尔斯基之后对政治局报告说，这位将军神经过敏，“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雅鲁泽尔斯基再三警告莫斯科，波兰天主教也许会与团结工会联手，“对波兰当局宣布‘圣战’”。这位将军最后还要求紧急的经济援助并提供苏军作为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后备力量。雅鲁泽尔斯基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克里姆林宫的那些想要要挟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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