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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年２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其“章程”阐明：“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

筹办研究院，以延请名师为要。首届研究生蓝孟博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

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胡请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王国维十六岁读州学，知有新学遂弃科举而精研数理，二十二岁到上海学日、英、德等语，醉心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三十一岁学术经典《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吴宓在《自编年谱》中，记有恭请王国维等的经历：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７月，拖着辫子的王国维先期到校，为暑期补习学校作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在演讲中大胆预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原载１９２５年９月《学衡》和《清华周刊》，１９２５年９月《科学》等杂志。　。。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6）

梁启超在应聘前与清华关系已深。梁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二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二十三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１９１４年冬，刚刚建校三年的清华，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坐者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立者三人为助教。（李光谟提供）

便邀请时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勉励学子。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一战”爆发时，梁启超在清华“假馆著书”约十个月。自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１９２２年２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２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寓所时，梁理当就聘。

与前两位相比，赵元任颇为另类。他于１９１０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生，先后主修数理和逻辑哲学，１９１８年得哈佛哲学博士。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１９２０年，罗素访华，赵元任应邀担任翻译。他一路走去将罗素的讲稿在不同的地区译成与之相应的方言，准确流利风趣，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对语言研究的兴趣，遂于１９２１年秋再度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１９２４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游学，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他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聘，提出主讲“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二十九岁的哈佛博士李济应聘，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却不熟悉现代考古学，他希望清华能开考古、人类学一类的课程。

聘请的导师中，陈寅恪系世家子弟，爷爷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其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自１９０２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１９２６年归国，陈寅恪已断续在日欧美游学近二十年，对西洋新观点新方法及新工具的应用皆有很深的造诣。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崇。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寅恪因父亲生病，请假一年在杭州侍疾，直到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开学前才到达清华园。

９月１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下同。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筹备主任吴宓最后讲话，他是具体办事人，无外乎报告筹办过程及一些需要详加注意的事宜。至此，名贤才俊齐聚清华园。据蓝孟博文章介绍：“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研究院先后共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七十余人，如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周传儒、高亨、徐中舒、吴金鼎、杜钢百、姚名达、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杨鸿烈、陈守时、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均为当世俊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7）

李济自返清华园，虽家住城内方砖厂，但在学校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亦有一套住房，周末进城，平日住校。他在学校开课情形，据１９２５年５月的《清华周刊》记载，研究院安排“李济博士授研究院古物学”，给研究生作“普通演讲”（即给全院研究生上的必修课程，每周二小时），课目是“人文学”《国学论丛》１９２７年６月，第１卷第１号。；１９２６年则为“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量”，指导学科范围为“中国人种考”；从１９２７年起，李济的课目“普通人类学”改为“考古学”，除在国学研究院授课外，还担任历史系的兼任教授，并从１９２６年起担任研究院和历史系合办的考古学陈列室的主任一职。清华考古学陈列室每年的经费预算就有六七千银元，工作内容包括购买拓片、考察出土古物之遗址和实地发掘等几项，唯独没有“购买古物”一条，原因是市面出售的古物价值奇昂且多为赝品。也许是筹办陈列室的这段经历，促使李济后来主持史语所考古组之始，就跟同人商定，把“个人绝不收藏古物”订为一条铁规。

１９２５年，李济在《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论文《幽兰》。他从音乐史角度探讨在公元６世纪时中国琴曲采用和声的问题，提出应对唐代以来所传乐曲及乐器做一番剔抉。他试图从学理上探讨中国音乐中究竟有无和声的问题。当时中国现代音乐尚处于萌芽时期，在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上尚无系统的科学理论可借鉴，因此这篇观点独到材料翔实的论文自然受关注，清华园盛传“国学研究院出了一位二十九岁的琴家”的新闻。其实人所不知，李济十年前读清华时，就曾登台演奏。据《清华周报》报道，在１９１５年１１、１２两个月，在招待美籍教师的茶话会和同乐会上，李济两次作弹古琴的表演。陈寅恪曾在一次会上说，“赵元任是带着钢琴去美国的，李济之是带着古琴去的。”

有闲情逸致操弄古琴，研讨乐理，说明李济初到清华园的生活相对平静；或者说他的生命还在养精蓄锐，他的学术还处于由茧化蝶的孕育过程……

第四节五位导师

学界多年来流传着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神话。近年来，画家陈丹青又画有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题的油画。北大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质询这一题材的真实性，他说：“我前几天看电视，讲清华的一个有名的老师叫陈丹青，他不干了。采访他时他拿出一张他以前画的国学院的画，画了五个人，不是导师的讲师——唯一的一个‘特别讲师’李济就不在上面，反倒是把吴宓画上去了。陈丹青在采访中说他从来不知道有国学院这个事物，我猜一定是有清华的同志提供信息给他。”《清华国学研究院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杂志，２００５年８期。历史真相远不如神话传说引人入胜；罗志田文章的影响远不及陈丹青画作流传普及（加上印刷品及电视传媒）。那幅油画加上画商的利益驱动，对这些年人们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神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大导师”之说其来有自。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道：１９２４年正月，张彭春又来信清华决定办研究院拟聘请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一定要元任答应，我说元任你不答应，我得答应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8）

第二天张仲述和梅月涵两人坐汽车来接我们到清华园去，说，房子都预备好了，张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４４页。最后一句，许是杨的恣意发挥，文字中不难看出负气的成分。其原因后面还会提及。

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很多人不知道李济，原因大概是他教的人类学、考古学不是正儿八经的“国学”，他当时是特约讲师，受聘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比好些学生还年轻。有人这样写过：“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７页。

有人认为导师的确是“五位”。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的助教的浦江清和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都曾在文字中提到当时指导研究生课程的是五位先生。为便于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习研究，研究院设立了五间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各据一室。李济的薪酬待遇与四大教授完全一样。当时，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与他签约在前，清华再聘的具体协议则由毕士博跟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签订。于是，他的月薪由清华和弗利尔双方付给，当时教授的月薪是四百大洋，李济在弗利尔领取三百大洋，在清华领一百大洋。罗志田写道：“李济比研究院主任吴宓整整多拿一百块。论资格，当年清华的排名顺序，主任就排到最后。按拿钱来说，少拿一百块，那时候不得了啊。”《清华国学研究院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杂志，２００５年８期。那时一般人的收入，石璋如在几年后的殷墟发掘时写过，一般民工月薪是五个大洋，小学教员是十五个大洋，而石璋如由河南大学毕业，到中研院读研究生毕业转为事务员，已可以拿到四十五个大洋。李济是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20世纪８０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成立，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杨联陞在《人文社会学院献词》中写道：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

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

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

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

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

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２０９页。１９９２年，季羡林在主持清华大学“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也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9）

其实，“五大导师”抑或“四大导师”全是后人炒作附会。研究院从１９２５年成立到１９２９年解散，也就四年。彼时，陈寅恪的学问还仅仅是“述而不作”，隐而待发；李济还是个三十挂零的青年，平生志业还未开展；王国维与梁启超的生命却已走到晚期；而研究院主任吴宓因反对清华教改和得不到学生尊敬仅仅一年多就率先告退……几位大师虽“同台唱戏”，但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学术渊源、治学方式，兴趣爱好、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把李济比肩“四大导师”他自己也许并不以为是多大的荣幸。

李济奉行“直道而行”的处事原则，曾批评过几位同事。戴家祥回忆发生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的一件事，他写道：“瑞典皇太子对中国的访问，在学术界非常重视。梁任公写了一篇报告，陈寅恪译成英文。这篇报告的中文本分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中。李老师把这篇报告在课堂上向我们一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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