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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１９４８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１９５９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６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提出，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中心的“二人文化结构”：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每个中国人都在对应参照中找寻位置。人的一生如橄榄状，二人关系的形成过程，就像橄榄果由尖向圆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成熟后走向尖——直至虚空的过程。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知道“李济”这个名字，纯属偶然。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李庄”的小镇，发现了一段缺失的民国学术史。那是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简称“社会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简称“体质所”，“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院”。下同。，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等单位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小镇弦歌不辍、薪传火播的一段历史，是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包括林徽因）、董作宾、吴定良、凌纯声、梁思永等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极重要的一段生命辉煌。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多次以文化人的眼光去叩访那块土地。２００１年９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抗战中国人文中心之一：李庄记事》一文。２００４年，我的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正式出版。此后，李庄开始频现于一些出版物和大众传媒，并变成一处新兴旅游地和一段有血有肉的学术史，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　。　想看书来

前言　李济是谁（4）

李光谟教授是读了《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知道我的。他拿着那期报纸在李庄与我会面，报纸在他手上反复折叠已有些破损。记得我们最初的对话很有趣，有人介绍，李光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济先生的儿子。“李济的儿子”，我脑海里迅速闪动了一个疑问。旁边的李夫人补充一句，“李济的亲儿子，‘*’就为这个没少挨批！”那时，李光谟已是年逾七十的老人。此前他曾三次自费从北京到过李庄，那时的李庄早湮没了那段历史，千里迢迢而去，也无人可探问，他只在镇上稍作流连，在一处叫羊街６号和一处叫张家祠堂的地方凭吊往事，而后又风尘仆仆赶回北京。

李光谟对这块土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情感，他的一家在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哪些故事？我开始悉心关注四处搜寻那些风干了的往事。李庄的前世今生，也就成了我与李光谟经常的话题和永久的缘分。他在北京，我在成都，隔三差五地通电话，我视他如父执，他待我似子侄，我们成了忘年交。也就在那时，我萌动了写《李济传》的雄心。

李济是座学术丰碑，要立传再现，无疑是项艰巨的工程，我有何德何能敢不自量力？但事理也清楚，时不我待，再不“抢救性发掘”，当事人年事日高，资料更难寻觅；世态炎凉，再不写，这段历史会被遗忘得更为彻底。于是，我开始尝试着从李济周围的一些人物写起，如他的朋友傅斯年、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永等，也写了一些与他有过节和冲突的人如李敖、夏鼐等，这些文章引起了学界一些朋友的关注，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研究了大量资料后，读到李济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学生访问时说的一段话，他认为现在的学术书籍很难有详细的资料描述，大都是些交互引用的所谓理论性文章。现在的学人时常更换研究方向，很少对某一问题做长期的整体性的钻研资料出处：尹建中：《念李老师济之》，《人类与文化》杂志，台北：“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会，１９７９年１１期，１１—１２页。。我豁然开朗：对李济进行总体性的学术评论，我虽力不能及，却可以作一些“详细的资料描述”和长期的整体性的探讨，以俟来者。

为人物立传，关键是材料的搜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从无到有，小心求证，见微知著，辨正去讹，按日记功。几年之后，手里的资料逐渐长高，形成的年谱竟达好几十万字。梳理其来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李光谟教授向我提供了已经出版的李济的全部著作，以及他本人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尤为重要的是１９９５年从台湾家里拿回来的李济的手稿、照片、书信等珍贵史料，包括林徽因、夏鼐、陶孟和等一批从未面世的亲笔信。

其二，承蒙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的慨允，我得以充分检索史语所档案索引，并按年谱作了整理，那些完备的档案，增加了事件人物和时间的精准。王汎森所长和王明珂研究员，还无私地寄赠了一批“中研院”的出版物、资料及历史照片。

其三，口述史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我作了大量的访谈，首先是李光谟教授，他曾光临寒舍，在我家的屋顶花园里，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流，他给我讲述爷爷和父亲的故事，以及家族的秘密，直至流月无声，万籁俱寂。这以后，我开始持续不断地做他的口述史。记得一次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直到老人声音喑哑，需要休息为止。通过拙作《发现李庄》，我还结识了一大批师友，他们对那段历史和传主李济都很熟悉，如梁思永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历史学家何兹全、逯钦立遗孀罗筱蕖、陈寅恪长女陈流求、董作宾之子董敏等，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丰富了更多细节，增加了我对那段历史的鲜活感受。

去年在李庄长江边上一个小旅馆里，我与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有过一番讨论，其中涉及写传的情感向度问题，他知道我与李光谟关系亲近，也因此得到了一批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他善意地提醒我手中的笔不要对传主有太多的倾斜甚至溢美。其实这个难题很好解决，传主李济惯常的主张就是“不讲情面”，“直道而行”。

……

几年过去了，《李济传》终于呈现为如下的文本。

前尘俯仰，展卷泫然。我虽殚精竭虑，然才疏学浅，仍恐力不从心。其庶几乎不玷污先生，贻误后人？

岱峻

2008年岁尾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

１８９６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成。人类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十三个国家的三百多名运动员第一次在五环旗下同场竞技；法国人贝克勒尔意外地发现了原子自然衰变的放射现象；美国人亨利·福特造出了第一辆汽油机车；英国在６月２日进行了一项“无线电”试验，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可尼发明的十四点四公里的无线通讯大获成功……

这一年，中国叫光绪二十二年，正处于“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语）。也在６月２日那一天，大清帝国特使李鸿章秘密出使俄国，清政府在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尝够东洋枪西洋炮之后，开始改变“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一份《*》将于次日正式签订，清政府将同意俄国人修筑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以换取与俄国的“结强援”。李鸿章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他担心明天会不会又陷入沙俄一个更大的圈套……

世之天翻地覆，死水微澜中的大清国民却浑然不知。

６月２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在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一户读书人家，降生了一个男婴，取名“李顺井”。当日，天空未呈异象，尽管此地向称人杰地灵。钟祥旧名“南郡”，据《宋史·符瑞志》载，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获威凤”，“威凤”乃吉祥之物，只现身太平盛世。县城背倚樠木山，面临汉江，名胜古迹兰台、阳春台、白雪楼、子胥台，星罗棋布。“阳春台”即雅文化“阳春白雪”之典出，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写道：“客有歌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似乎象征着新生儿“李顺井”一生的宿命。

今日钟祥，全国最大的单体帝陵——显陵和气势恢弘的明代建筑群。（图片采自湖北省政府网）

父亲李权号“郢客”，虽饱读诗书，但只是守着本分，敷衍着平淡的日子。成名后的李顺井（李济）曾如此介绍父亲：我的父亲原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藉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页。李权与涂氏结婚时还都是十六岁的少年人。年轻的李权，开馆课徒，教书维生。十三年后李顺井出生，夫妇俩可谓中年得子。李权为儿子取名“李顺井”，抑或与家门前的那口双眼井有某种联系？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向我讲过钟祥老家的旧事。他说：李家在湖北之前是从江西过来的，二世祖就迁来钟祥，好几百年了。家里有本油印的家谱。老家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手里资料也很缺。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30年代出版过，现北京图书馆有存。钟祥的祖屋早已破败，在郢中镇，原与县城有一点距离。爷爷填词称“郢客”即出自于此。现郢中镇已并入县城，是县级钟祥市的一个小地名。老屋是祖父什么时候买下的，我不清楚。原是五进屋，现只剩一进了。先是１９３９年被日本飞机炸掉了一两间，１９４９年后又给别人挤占了一部分。现在那房子由我远房的堂弟住着，他祖父与我祖父是同一个曾爷爷或高爷爷，隔了好几房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访谈时所谓的旧居，近年已拆。位于郢中镇的李氏宗祠已了无痕迹。沧海桑田，如今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故宅旧址那口双眼井近旁的小学里，诵读的童声混杂在喧嚣的市声中，“阳春白雪”已然“下里巴人”。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2）

回忆父亲，李济的言词间充满敬意：父亲自己的功名，在早期是靠着作八股文章；但光绪末年科举的考试课目，策论已是并重的了。他对于程朱孔孟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夫，是很大的。他在壮年，精力显然有过人的地方，所以除了学会争取功名的这套工具外，他很早就有志于文学。他信“文以载道”的说法，认为作文章是读书人的一件终身大事；对于唐宋八大家和桐城、阳湖诸派的古文之摹仿，是他自定的很严格遵守的进修课程。到了晚年，弄笔墨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偶尔他也作些诗词。但他终身最感兴趣的却是在教育子弟。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李光谟自幼在李权身上猴上猴下，对爷爷格外有感情。他说：爷爷从小念私塾，教私塾。先在乡下教，后来也加入县里的新式学堂——是原来的学馆改建的。他在高年级班里担任一些课，多是国文及历史一类的课程。爷爷教书，在钟祥有点名气。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是位学问很好的先生，又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馆，却不直接教导儿子。许是循孟夫子“易子而教”的古训吧，他把四岁的儿子送进一家书房发蒙，跟从自己的表弟念书。那是个寡语少言的老秀才，欢喜打闷棍。惊恐中的学童李顺井，说不清从他那里受过什么教益，却清楚记得头上曾有过的包儿。

父亲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仍有决定意义。李权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难后易，这样进步会比较大，因此他要儿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跳过《诗经》，直接选学《周礼》……

九岁李顺井未读完《周礼》就插班县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回忆往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

传统家庭，多是父教母养，严父慈母。回忆母亲，李济写道：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濯和打扫房屋总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被钟祥人誉为“优贡”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优贡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的李权，拖着辫子，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１９０５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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