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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与朱天文 文字与影像5（第1页）

朱：开始写的时候应该是高中一年级吧，十六岁就开始写。但是我觉得以前写的都不算数，那时候大家都会写，有些人写日记，有些人跟朋友通信写个不停，反正就是年轻吧，多愁善感，写的也无非都是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同学之间的事情、长辈那里听来的故事、自己的白日梦。当时经验非常有限，我觉得那时候都是出于多愁善感，新鲜感，很敏锐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很自然而然地开始写。大概因为家里来来往往、喊叔叔伯伯的，全部都是文坛上的长辈。

●──您的母亲也是一位作家？

朱：她翻译日本文学。主要是日本当代作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雪国》作者）川端康成。所以写作对我来说很自然。开始比较有一些自觉的东西，我想是在后来大学的时候。

大学时我们办了刊物《三三集刊》。那时我们非常自觉地有一种使命感，觉得小说只不过是一个技艺而已，我们很希望能够做个“士”，可能现在稍微接近一点点的就是知识分子吧，可是不大相似，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我们办《三三集刊》的时候就觉得，小说家算什么？只不过是有个技艺而已，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文人，希望自己像中国的士，要研究政治、经济各种范畴的东西。做个士就是志在天下，对国家、社会的事情都有参与感。

因为这种使命感，我们办杂志，到台湾各个高中、大学一场场办座谈。那时候我们的使命感告诉我们，不能只做一个小说家，要做一个知识分子。这个时期开始自觉写东西是有责任的，跟年轻时那种出于敏锐感觉的自然流露，不太一样。三四年以后，《三三集刊》也很自然地结束了。有的人去服兵役，有的人出国，人生的路也非常不一样。就像五四时期很多这种团体，比如说新月社[8]，曾经产生一点小小的力量，结合了一些人做出了一些什么，后来自然地解散。

结束刊物以后，慢慢地，写作对你来讲，就像一个削去法，你会觉得做这件也没意思、做那个也意兴阑珊，去公司上班，你也觉得做不来。剩下愈来愈清楚的那条路，就是写作。慢慢你会发觉，很幸运自己有这个才能。生活中不论发生什么，垃圾也吸收，好的也吸收，最后通过消化，总是有一个出口，就是写作。这么做也不大是出于使命感，只是你不会做其他的事，就是专心走这条路。而你觉得很幸运，写作是你活着的意义。

其实写作就是整理你自己、反映你的生活。最后整理的结果就会结晶出来，开一朵花。生活里有各种事情得去面对，很多书要读，这些经验、知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写作就像将你的生活结晶出来，留下来。

●──青少年时期，您父亲的朋友胡兰成[9]曾住在您家中一段时间。

朱：是的，他跟我们一起住了六个月。

●──文学之家的羽翼之下突然又多了一位作者。在您的作品《花忆前身》中，您写到胡兰成对您造成的重要影响。能不能请您谈谈与胡兰成的关系，以及他对您写作和人生观的影响？

朱：之前所提到的《三三集刊》，完全也是胡兰成的缘故才办的。主要因为他的政治背景，他曾在汪精卫政府底下做过事，简单讲他就是“汉奸”，他来台湾的时候作品是被禁的。但我们在他身上还有他的作品中，看到别人所没有的非常特殊的观点、想法，那在当时是没有人认可的。

他本来在阳明山的文化学院教书，出版社重出他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大约1950年代所写的作品，想不到随即遭禁。他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攻击，后来学校竟然将他扫地出门。学校以我觉得非常粗鲁的方式请他迁出，而我们家隔壁刚好有人搬走，我父亲就把房子租下来，让胡兰成到我们家隔壁住。有半年的时间他教我们念书，教我们念了一些古典的东西，包括《诗经》、四书五经，对我们影响非常大。这半年中，我们想，既然胡兰成的东西报社也不能用，出版社也不能出，我们就来自己办一个杂志，出版他的言论。他用了“李磬”的笔名，每个月写文章，登在《三三集刊》上。

这个不要只做个文人、小说家，而要做中国的“士”的想法，也是来自胡兰成。半年之后，他就回日本去了。他本来还要再来台湾的，那时候《三三集刊》也办得非常不错，胡兰成一直考虑要不要再来，担心再来又会引人攻击，影响到《三三集刊》的发展。后来他就没有再来了，他用非常薄的航空信纸，密密麻麻地手写了他的文章，寄给《三三集刊》发表。后来我们成立了出版社，叫“三三书坊”，发表完我们就把它集结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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