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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已经拟好了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解决“四人帮”的顺序为：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然后依次处置江青和姚文元。

华国锋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议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汪东兴也赞成提前行动，以提防江青这几个人“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16〕

第二天，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当天，汪东兴向叶剑英汇报了行动方案。叶剑英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还叮嘱汪东兴：“要特别注意保密”。〔17〕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再一次商谈了行动计划。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华国锋表示，他已经向陈锡联和吴德做了部署，北京卫戍部队归吴德指挥，负责解决江青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原定于10月10日采取的行动为什么要提前到10月6日？事后，华国锋在谈到其中的原因时做了这样的解释：“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18〕

刘志坚也回忆说：“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我也知道有些人到叶帅那里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标。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标，万一‘四人帮’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叶帅的一个儿子到我家里来，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触到的老干部们的意思让他转告叶帅，即觉得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肯定要动手，如果我们不赶快动手，就要遭殃。”〔19〕

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怀仁堂开会，内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汪东兴还对四个行动小组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按照当时的部署，四个行动小组分别负责控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拘押这两个人的地点选择在怀仁堂。但是，这两个人谁先到场，却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而且都出自当事人之口。

一种说法是汪东兴的回忆。他这样叙述了当时的经过：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肩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这次行动从8点开始，到9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解决得很顺利。〔20〕

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3）

时任8341部队政委的武建华却回忆说：10月6日晚7点55分，隐隐听到怀仁堂入口处，不高的话音和嚓嚓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报告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业已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状态。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草青色笔挺的西装裤，皮鞋光亮。左手提着一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看上去毫无介意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勇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龙、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地扑过去，两双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住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头低腰弯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晕了头脑。他涨红着脖项，转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咕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拼命地扭着双臂，蹦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地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两臂依托在桌子上，面对王洪文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惊恐万状，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被行动小组继以“喷气式”的架势扭离现场。临走前，他还说了一句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武建华还特意提到，在擒拿处置王洪文的过程中，外界有一种传闻。说王洪文被擒拿后，曾一度为其挣脱，甚至渲染成拳打脚踢，直扑华国锋、叶剑英而去等等，凡此，均属谬误流传，并非事实。

在行动时间上，武建华说的是7点55分，这比汪东兴的回忆早了5分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解决了王洪文的问题。7点58分，张春桥来了，四名突击队员迅速将其控制住。接着，华国锋宣布了中央的决定。8时前，王洪文、张春桥的问题顺利解决了。随后，武建华、张耀祠带领行动小组赶往江青的住处。她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连忙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向江青宣读了中央的决定。此时的江青关心的却是存放在她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连同文件柜钥匙一起交给华国锋。她在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21〕

最后解决的一个人是姚文元。因为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事先没有通知他到怀仁堂开会。为了把姚文元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同王洪文、张春桥商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事，想请他来，“一道研究一下。”姚文元分管宣传工作，所以他接到华国锋的电话后就匆匆忙忙地向怀仁堂赶来。他刚走进东休息室，就被武建华带领的行动小组控制了。武建华随即宣读了华国锋的指令，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此时，已是8点30分。仅用了35分钟就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这几个人的问题。

随即而来的是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这项任务落在耿飚身上。当晚8时许，耿飚接到华国锋的电话后立即赶往怀仁堂。华国锋向他交代任务说：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局去，要事先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临行之前，华国锋给耿飚写了一纸手令，让他交给邓岗。华国锋在信上写道：“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还叮嘱说：“总的原则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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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4）

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对此，耿飚解释说：“这是误传”。虽然在他去之前，警备一师已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领军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22〕他们到达广播局已是22点了，耿飚把华国锋的手令交给了邓岗，然后派人迅速控制了电台和电视台。

第二天，迟浩田等人奉命控制了《人民日报》社。迟浩田向报社负责人鲁瑛宣布了三条纪律：过去管《人民日报》社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做主；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

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拘押的当天晚上，华国锋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大多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叶剑英的警卫员马西金回忆说，22点30分，开会的人到齐了。先来的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和另一位还坐在后排沙发上，我请他们到前排来坐。纪登奎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四个人没有来呀！”我说：“人到齐了，请到前边来吧。”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到前边来。这时，汪东兴同志说话了，他说：“马头说得对，人到齐了，你们都到前边来坐。”这样，他们才坐到前排的座位上。我立即去请叶帅和华国锋同志。〔23〕

华国锋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事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乘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及时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10月6日晚8时，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对江青这几个人实行隔离审查的意义，他说：“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24〕

随后，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做的两件大事。他说：1976年10月6日至7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日子。“我们中央政治局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第二件大事，一致通过了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谈到了毛泽东的“两着棋”和临终“嘱托”。第一着棋是指1974年、1975年毛泽东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多次对叶剑英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泽东临终前，拉着叶剑英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叶剑英进而解释说：“我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解决江青这几个人的问题，不是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叶剑英还列举了王洪文这四个人的几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结成宗派，想夺取最高领导权。”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他们想打倒他。周恩来逝世后，他们“又要打倒新的国家领导人。”更有甚者，“他们已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他们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王洪文可能没有把政变的龙袍做好，但是准备悬挂的标准相已照好了。”江青还跑到清华大学，大造反革命舆论，“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可见，“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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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5）

毛泽东的第二着棋，是指组织上的安排。周恩来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有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选定华国锋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叶剑英评价说，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25〕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6点钟。经叶剑英提议，会议通过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还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修建毛泽东纪念堂。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的问题，以及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列举了“四人帮”的罪状以及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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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凡是”出台（1）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只是为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结果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局面维持了两年。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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