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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1)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1〕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2〕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3〕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4〕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5〕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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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2)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6〕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7〕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8〕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9〕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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