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可见中国人是多么津津有味地爱听这些玄虚荒诞了。其实这正表明了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弄得闭塞、无知、狭隘、局限的结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之礼教束缚的双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质上是被压迫榨取,任人鱼肉,在精神上是被思想禁锢,精神压迫。尤其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诲,人们最终都成为循规蹈矩的,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
因为这样,每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实之严酷和动辄获咎的恐惧,也使良民们唯有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于是在说书场中听这遥远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寄托了。
所以,在中国,小说又叫作传奇,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只能奏一时之效。而要彻底使其膺服,他建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当然,一个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说到并能做到。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屠格涅夫笔下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物,鲁迅先生一辈子深恶痛绝这些人。所以,他在遗嘱里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做这种空头理论家,和空头文学家。而文学界此等人还特别“茂盛”,夸夸其谈,全在唬功,嘴上把式,作品稀松;要不就贩卖洋货,乱甩名词,人云亦云,狗屁不通,甚至连马谡这两下子也没有。现在来看马谡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其最后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纵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评到这里也捺不住性子,对诸葛亮有微言了。他说:“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人们不禁想,诸葛亮花如许兵力和时间,去与孟获作这种战争游戏。一位脸皮厚,输了不服输,放走了再来,一位也太愿意做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这种反复,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值得推敲的。
对于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踞中原的曹操来说,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之时。而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因此,他不可能长期地把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蛮夷之域,从而影响他的北进计划。所以,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诸葛亮南征孟获,用马谡计,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这无疑是正确策略。
因为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平稳和平静的局面。所以,诸葛亮不惮其烦地降服孟获,也是求相安无事,有一个平静而不骚扰的周边环境,建立缓冲地带,无后顾之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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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的非议(2)
但是,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蜀国,公元222年夷陵大战,蜀败;223年刘备死,阿斗继位。短暂的休养生息,国力稍有恢复,诸葛亮就主张南征。这种杀鸡偏用牛刀之举,是否明智,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他从225年的3月起,对孟获捉捉放放,耗时费力,一直打到年底,才回到成都。这就等于苹果挂在树上,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摘,未免操之过急了。可惜诸葛亮急于图功,227年又动干戈,出兵汉中。所以,他主持下的蜀国政权,只有战争,没有建设,事隔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诸葛亮是个伟人,但也有其不能令人敬服的伟人缺点,那就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罔顾实际。
人们不禁问,相对于蜀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么?
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可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
如果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擒再擒时,就把不肯认输的孟获降服了。在文学上也是这个道理,拿出一部像样的,说得过去的作品,要比在大会小会,报刊上自吹人捧上一千句一万句,更有说服力。孟获所以不认输,就因为他手中有可恃的实力,不信,诸葛亮不烧藤甲兵的话,他会孬吗?
中国人有句俗话,“事不过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诸葛亮以至于七擒,这种“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摆脱不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对于强者的怯懦,和对于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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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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