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元年,朝廷派中官侯显出使西藏,李兴出使暹罗,马彬出使爪哇、苏门答刺等国家,尹庆出使满加刺(今英属麻刺甲在马来半岛南端西岸)柯枝Cochin(在印度半岛西南端临阿刺伯海诸国)。这是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别国的开端。
永乐三年,朝廷派遣中官山寿率领骑兵从云州出发,郑和王景弘等带领船队下西洋。这是宦官专征的开始。永乐十八年,成祖朱棣设置东厂,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明朝宦官具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查探臣民隐事等权利就是从成祖开始的。太祖朱元璋本来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到了成祖朱棣时,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等到宣宗即位,在宫中设立“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学士刘羽、陈山,朱祚等当教师,学习儒家经典,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后来在此读书的小宦官曾加到四五百人。依旧是这些翰林学士教书,于是宦官才开始通文墨、管理章奏,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还与朝廷官员往来结交。
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4)
王振想在朝廷中立威,多次唆使明宗以小错为由杖辱大臣。言官得到王振授意后开始对王振的政敌进行猛烈的弹劾,从公侯驸马伯到尚书都御史都受到过弹劾,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凡不利于王振的大臣多被贬官,连三杨都不能阻止。他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国家的仓库、建筑工事、银矿、布帛、织造等事的控制权力也全部被中官掌握。于是国家法制开始松弛,宦官在内兴祸,敌国也虎视眈眈。
不久,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内阁大臣陈循、高谷等人都是后进的,在朝廷尚没有很高的威望,杨溥孤立无援,王振比以前更加专横了。王振为了向四夷示威,发动了麓川之役。
麓川就是今天的云南省瑞丽县一带,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元朝在此设立了宣慰司,明朝依旧。正统二年(1437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到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被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使方瑛、柳英等所率明军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朝庭,表示愿意进贡谢罪,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战和之事,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极南边,地形复杂,不宜兴兵*,主张安抚,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杨士奇、刘球等人的支持。而王振为“示威荒服”,一意孤行,力主用兵,要“尽灭其种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正统七年十月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朝庭屡次出动十几万大军进剿,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再也难平服了。当时明朝的主要敌人是逃亡在漠北的元室后裔。兴麓川炎师,旷日持久地打了十余年的战争,得不偿失,劳师远袭,大大地消耗了兵力,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史称“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
麓川之役先后发动三次,劳师费财,但是最终没有成功,翰林院侍讲刘球应皇帝召见言及此事时指责王振之失,王振知道后,十分愤怒,将刘球下到狱中,并将其杀害。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5)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下诏旨后,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6)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刺之时,加紧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堃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堃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强行把邝堃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包围土木堡的瓦刺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50万军队被击溃,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面奏成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成王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7)
王振被杀以后,朝廷仍然任用他的同党曹吉祥掌管京营。总督军务的兵部尚书于谦,带领手下大将多次战败瓦剌军队,也先无奈之下只好派使者到明朝请和,并将英宗送还。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皇,将他软禁在南宫,给他的待遇也是降了又降。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代宗朱祁钰身患重病,原立皇太子朱见济已死,皇位继承问题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忧虑,新立皇太子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武清侯石亨深知代宗病体难以康复,与同党太监曹吉祥、太常卿许彬、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谋议拥立朱祁镇复位。
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前往南宫迎接朱祁镇至奉天殿升帝座,改年号为天顺。徐有贞向等待上朝的大臣们宣告太上皇已复位。朱祁镇命徐有贞掌管机务,次日加封为兵部尚书,将于谦、王文等逮捕入狱,后来又予杀害。
二十一日,明英宗宣布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封石亨为忠国公,封徐有贞为武功伯,曹吉祥锦衣卫一职可以世代承袭。并任徐有贞为大学士,曹吉祥为司礼太监。
徐有贞被曹石引荐后,大权在手,徐有贞肆无忌惮,中外倾目,但有皇帝信任,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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