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帝听了内容,点了头。阉党诸人犹如热锅上蚂蚁,一刻也等不得,半夜三更打开大明门,宣兵部尚书入内,令他速发三彪飞骑,携旨分路拦截孙承宗。
魏忠贤此时也有了底气,亲赴齐化门,矫诏命令守门宦官:“孙阁老敢入齐化门,便缚来杀了!”
北京城里,诸阉夜不能寐。尽管谣言是他们自己造的,但孙承宗近在咫尺这是真的,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等天明后的情况反馈。
孙承宗这天才走到通州,一彪飞骑迎头拦住,兵部的官员就地宣旨。
孙承宗听完旨站起,仰天长叹:这一回又没斗过这魏大珰!
他本来就无兵谏之意,知道此时一举一动都很关键,不能给魏阉留下任何有异谋的把柄。于是二话不说,拨马便回,直赴山海关而去。
走到半途,北京方面又有消息传来,说魏阉正在设计要杀掉他。
孙承宗心里更是不安,只有加急赶路,先回去再说。
可巧东厂有一个特务混到孙承宗身边做随侍,负有监视之责。他为人较正直,对孙承宗相当佩服,于是就写了密信传回京中,说他亲见孙承宗只带了一个属员,其余未带一兵一卒。
魏忠贤得报,才略略放下心。
这一场虚惊,使魏忠贤得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军权不可不抓。此后,他就加紧抓了太监监军的事。另一方面,他心里也基本有了底:正人君子,技止此耳!
这个孙承宗,对明末历史影响甚深,但不知为什么名气却不显。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梃击案”之时,张问达曾向孙承宗请教如何处理此案,孙承宗建议“不可不问,不可深问”,张问达按这个思路去办,既打击了郑贵妃的气焰,又给万历帝留了面子,没有使事态全面恶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案,可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在万历皇帝死后,孙承宗又负责起草了“神宗遗诏”,彻底否定了万历期间的种种弊政,为泰昌和天启初年的新政造足了舆论,也是功不可没的一件事。
孙承宗这次劝谏虽然只是个意图,但魏忠贤仍没有放过他,后来又诬告他回京是图谋异动,好在天启帝还是没有理睬。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6)
后来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十月,魏忠贤终于找了个机会,借故将孙承宗免职,换了高第担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一个纯粹文臣,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听说孙承宗去职,即率八旗大军来攻。高第畏敌如虎,命令撤掉宁锦防线,关外官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大军在撤退中又演变为大溃逃,一片狼藉。
孙阁老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
只有驻守在宁远的袁崇焕抗命不撤,与总兵满桂等坚守宁远,一炮把努尔哈赤轰成了重伤,撤到沈阳后身亡。
这件事,也应有孙大帅的一份功劳。
孙承宗回到家乡高阳后,专心著述,有《督师全书》、《古今中官志》、《高阳集》等著作传世。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秋,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明朝境内,京师告急。孙承宗临危受命,原官起用,负责护卫京师。受命次日,不顾城外遍地敌军,率28骑冲出东便门,入通州御敌。
但皇帝也是俗人,对能臣的使用也免不了过河拆桥。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孙承宗69岁时,再次被排挤回乡。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清兵由大安口入关。多尔衮率兵绕过京城,向京畿以南的河北、山东一带攻掠,兵锋直指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怕死,溜出城外,跑到北京避难去了。
紧急中,好友劝说孙承宗到保定或者南方避难,孙承宗婉言拒绝。
兵临城下时,76岁高龄的孙承宗奋身而起,毅然带领全家40余人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登城防守。城内民众为其所感,纷纷拆毁房屋,用檩条木柱做滚木,石础阶条做雷石,并以盆罐壶瓶装火药,与围城的数万清兵作殊死搏斗。
攻防战一直打了3天3夜,终因寡不敌众,高阳城破。孙承宗子侄及孙17人、全家共40余口,全部壮烈殉国。孙承宗本人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许以军师之位,被孙承宗断然拒绝。多尔衮又派孔有德说降,被孙承宗骂退。
殉国之日,孙承宗端坐于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其浩然正气,令多尔衮大为敬服。
据传,满清入主中原后,对孙承宗依然钦敬,在高阳为孙承宗建立了“孙家祠堂”,并立牌坊,镌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以示尊崇。
另一个传说就更有意思,是说孙承宗和袁崇焕殉国,民间感其忠义,因此有谶语广为流传:“灭清者必为其子孙”。
不过,这大概是清亡以后人们的附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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