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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在遵义会议期间，第一天的中餐由红军司令部提供，食堂专门杀了一头猪，上的菜几乎都和猪有关：回锅肉、白菜炒肉片、干萝卜丝炒肉、炒猪肝、猪血肠等。吃饭时，彭德怀和###赶到了。彭德怀坐在毛泽东对面，两人打赌吃辣椒。工作人员马上端来一碗油炸黄皮辣椒。两人轮流吃，不大一会儿工夫，各吃了十来只。彭德怀失去了耐性，一下夹了四五只，放在口中嚼，结果被辣椒呛了，拼命咳嗽，眼泪都辣出来了。众人都笑了，毛泽东悠然说道：“这是战术失误的问题。你的实力本来比我强，输在太性急。”

吃辣椒为什么成为精神的象征？（3）

现在，辣椒在湖南有了更多的传奇。当“非典”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命的时候，湖南人中间便有一种传说，称吃辣椒的人对这种疾病的抵抗力要强得多。于是湖南人又为辣椒找出一大优点。当人们发现禽流感有可能侵害人类的时候，湖南人中间又有人议论：也许吃辣椒能够对付这种可怕的疾病。于是多吃辣椒又有了更充足的理由。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无法判断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的依据。但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很理解湖南人为什么总是要想方设法宣传吃辣椒的好处。

近年来，湖南风行“口味虾”、“口味蟹”、“口味鸡”、“口味鱼”等等。所谓“口味”，就是非常刺激的意思。这种菜式，几乎把所有刺激性的佐料都放进去了，吃起来比其他本来就很辛辣的菜肴更加过瘾。在众多的“口味”店中，以长沙南门口四娭毑开的店子最负盛名，四娭毑因此而被电视节目请到了嘉宾席上。湖南妹子和伢子对这种“口味”系列趋之若鹜，妹子比伢子吃得更来劲。热情的湖南人当然不会忘记向外省来的客人极力推荐这种把人辣得嘴皮红肿、脑袋发晕的口味，结果竟然也让一些外省的朋友吃上了瘾。汪涵、何炅与李维嘉都说过，外省来做电视节目的嘉宾和朋友，通常都会被湖南电视台的主人们在消夜时间领到大排挡去接受“口味”系列的火辣洗礼。

对于大多数不吃辣椒的中国人而言，吃辣椒这种强刺激的食品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气的，湖南人却专找最辣的辣椒吃。“贵州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湖南人吃本地辣椒还嫌不过瘾，听到外省有更辣的品种，就会像觅宝一样把它找来享用。海南的野山椒和黄金椒，台湾的高山椒，辣得不同凡响，湖南人都会弄来品尝，如获至宝。湖南人吃辣椒这件事，本身就透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了。

周兴旺先生在《湖南人凭什么》一书中说，湖南人的血型以“A”型居多，唐徽先生则在《天下湘军》一书中说，湖南人的血型中以“O”型居多。我无法判断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更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既然他们都是要以血型来解释湖南人为什么具有火辣的血性，那么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无法令人采信。还有人说湖南人的血液都浸透了辣味，我想那更是无稽之谈。不过，湖南人吃多了刺激的食物，辛辣确实会刺激人体，加快血液循环，使生理状态发生改变，也使心理和性情发生变化。嗜辣成性或许会使某些湖南人演变得性情刚烈，或许也会使另一些湖南人的头脑演变得更清醒。总之，辣椒一定在湖南人的精神世界里起着某种驱动的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什么，那一定是因它的刺激性而发生。

但是，我们应该弄清楚一点，如果用火辣来比喻血性，那么这是指一种精神风貌，而不牵扯到人的个性。湖南人和外省人一样，都是各具个性的，并非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刚猛暴烈，或者像辣椒一样火气冲天。如果真是那样，外省人就不敢到湖南来了。我们所说的血性，则是湖南人在精神上的一种共性。一个湖南人，个性可以是内敛也可以是外露，可以是急躁也可以是平缓，可以是粗暴也可以是温和，可以是比较狭隘也可以是比较宽厚，这都不妨碍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因为他秉承了一种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精神遗产。

说到辣椒，我们又不能不说到《辣妹子》。这个话题牵涉到在湖南人中占有一半的女性，因为她们正在、已经或者将要经历“妹子”这样一个人生阶段。《辣妹子》无疑是一首很好听的歌，由湖南人宋祖英唱出来以后，风靡全国，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湖南的妹子都是泼辣的年轻女性。有些人受到这首歌的影响，动辄把湖南妹子都描写成性格外向，快人快语，脾气火暴，行动如风，总之都具有火辣辣的个性。

我以为，人们在这里仍然发生了误解。所谓辣妹子，其实也是指湖南妹子的一种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精神风貌，比如爱才胜过爱财、爱好学习、注重人格、忠于信念等等，而与各人的个性无关。湖南并不乏性格温婉柔和的年轻女性，也不乏楚楚动人的风华佳人，否则，“湘女多情”这句论断性的俗语就没有理由传遍全国，而外省男性们对结识湘女的兴趣，也不会有增无已了。

湖南妹子都喜欢吃辣椒，她们对辣椒的钟爱，甚至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她们在饮食上通常比男性更倾向于传统，而且通常比男性对辣椒具有更强的耐受力，正如她们对痛苦的耐受力也超过男性一样。湖南妹子和四川妹子、贵州妹子一样，大约是因为有了辣椒中所含的丰富的维生素的滋润，加上因吃辣椒而增进了血液循环，都长着娇嫩的肌肤，拥有水白的肤色，因此在外形上给人以娇柔的感觉，而不具有丝毫的粗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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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辣椒为什么成为精神的象征？（4）

而且，同样是爱吃辣椒的湖南妹子，却表现出五彩缤纷的个性。湖南不同地区的年轻女性，也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通常认为，常德一带的妹子泼辣能干，个性张扬，作风干练，口才不俗，与《辣妹子》渲染的风格比较接近。益阳一带的妹子婉约柔和，脚踏实地。岳阳一带的妹子性格内敛，心思细密。衡阳一带的妹子比较豪爽，但言语不多。邵阳、娄底一带的妹子性情刚烈，内秀于心，勤劳务实。怀化一带的妹子聪慧能干，善解人意。吉首和张家界一带的妹子淳朴耿直，待人诚恳。永州一带的妹子心思小巧，气质灵秀。郴州一带的妹子单纯朴直，古道热肠，具有些许川东和重庆妹子的特征。株洲妹子敏于学习，性情恬淡。湘潭妹子心性爽朗，识见不凡，追求执著。而省会长沙一带的妹子，则融合了各地的风格，兼有各地区的特性，主要特征是灵秀聪慧，热心助人，好学上进，情感细腻，举止端庄，口齿清晰，颇有淑女风范。

当然，上面这些只是一些大致的印象，非常笼统，放在每一个具体人身上，都不一定准确。重要的是，这里要说明一个意思：湖南妹子具有非常丰富的个性，无法套进一个模子，可谓姹紫嫣红，风情万种。如果用一个“辣”字来作为她们的象征，那一定是指她们的思想品格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具有强烈的追求和梦想，具有明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分清大是大非，因此具有大致统一的审美倾向和求偶标准。另外，她们身上也体现出湖南人霸蛮的精神。其实，这些思想品质，都集中从她们的先辈唐群英、杨开慧、向警予等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

在近现代的湖南女性当中，有一些人开了历史的风气之先。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唐群英是女性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丁玲则是现代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湖湘学者彭漱芬教授在《丁玲与湖湘文化》一书中，用了不少笔墨分析这位湖南人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个性气质，并将之归结为“蛮”、“倔”、“辣”。彭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丁玲秉承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在谈到以“辣”来概括的精神特质时，她说“这是湘菜的标志，也是湖南人秉赋个性的主调”。

熟悉丁玲的人都知道，她对事业的态度是热情火辣的，待人接物也是火辣辣的。“湖南人的朴实勤奋、火辣热情、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怕鬼、不信邪的乡俗民风，在丁玲身上有最为明显的标记。”

“辣”，也是倔强的象征。丁玲就是一位倔强的湖南人。只要她认定是正确的，就一条道走到底，十条牛也拉她不回转，“虽九死其犹未悔”。丁玲自己说过：“青年时代我表面温顺之下是掩藏了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湖南人的倔脾气。”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杂志曾为出版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她回答说：“我卖稿子，不卖‘女’字。”

彭漱芬教授分析道：“这话颇为‘辣人’，这家杂志编辑也许并没有什么恶意，但丁玲为什么这么反感呢？不外乎有这么些原因：如不愿因为女子而接受特殊待遇；也许还有一种想法，即自己的作品与男性作家放在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并不需要‘照顾’。这些都体现了丁玲的‘辣’和‘傲’。”

湖南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先锋（1）

湖南人的血性和火辣的性格，并没有冲昏他们的头脑。哪怕是湖南的军人，也并非只逞匹夫之勇。在曾国藩湘军的将领中，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似乎只有一个鲍超，他还是个四川籍的将军。所以说，湖南人豪迈的性情，并没有影响他们用脑子思考问题。

湖南人爱学习，重思考。由于经过了移民和接纳贬官的大融合，湖南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兼收并蓄的功能。只要是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不管来自何方，不管出处是哪里，都特别容易影响湖南人。

湖湘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注重阐述自己的精神内涵，并且从许多源头来解释集大成的来由，而没有确立祖师的权威，没有严格限定香火的延续，也没有立下任何清规戒律，更没有形成一个正统学派的小圈子，或者分裂为互相争执不休的支流。也就是说，湖湘文化在整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就是不拘一格的，它的历史进程始终处在非排外的包容的状态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于湖湘文化很难找到明晰的界定，它与其他文化的界限总是那么模糊，又总是有着那么多的纠葛，它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随时都准备接受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参与。不仅外省人觉得要对湖湘文化做一个概括颇费琢磨，就连湖南人也往往觉得湖湘文化的内涵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因此，人们来到岳麓书院，不是并且也无法参拜或瞻仰某一位宗师，仅仅是凭自己的灵性，去感受一种文化氛围，去体会一种文化的精神。

在近代中国，湖南人率先提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文明，并且率先走出了国门。湖南军事家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湖南人郭嵩焘是出使欧洲的第一位中国外交使节。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时代，西洋文明已经凭借武力敲开了中国的门户。西洋人和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经商、办工业，霸占并经营管理着租界。湖南的大学者魏源和湘军的领袖们，包括从湘军阵营中分支出去的淮军领袖李鸿章在内，都看到了洋人武力强大，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于富国强兵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他们知道中国处在多事之秋，担心洋人插手中国的内战。

在湘军攻下安庆之后，胡林翼到曾国藩那里住了几天。胡林翼要搭船回武昌，曾国藩把他送出安庆南门外的码头。他们看到，万里长江，夕阳映照，江山如画，湘军水师的战舰正在缓缓由下游向上游航行。两人正得意于风卷军旗如画的豪迈境界，只见洋人的军舰从下游飞速驶来，鸣着汽笛，转眼就超过了湘军水师的战船。军舰上，乌黑的大炮闪闪发亮，外国的旗帜迎风招展。洋人的军舰掀起的巨浪竟将湘军的一艘战船掀翻。湘军水师忙于跳水救人，而洋舰上的水兵则在哈哈大笑。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啊，洋人的军舰如此耀武扬威地横冲直撞，有血性的中国人见到这样的场景，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胡林翼看了一会儿，突然口冒鲜血，昏倒在地。

胡林翼醒过来的时候，对曾国藩说：“太平天国好对付，难对付的只怕是这些洋人啊。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提出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看来不能再等待了！”胡林翼受了刺激，回到武昌后没几天就去世了。

湖南人胡林翼在去世前感到紧迫而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搞洋务运动，他应该是清朝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官员吧。曾国藩即刻采纳他的建议，开始“师夷长技”，开办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来，安庆制造局成为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

曾国藩引进外国的技术制造枪炮，为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做准备。在安庆，他接见了从海外回来的容闳，叫他立即去上海筹办江南造船厂，放手发展洋务。他还派人去苏北寻找在高邮任知州的魏源商量大计，可惜魏源早已自动弃职回邵阳老家去了。

曾国藩虽然没有找到魏源，仍然和李鸿章一起倡办洋务运动。他让李鸿章自创淮军，全部配备洋枪洋炮，并且采用“泰西阵法”，对军队进行了改革。

左宗棠的开放意识似乎比曾国藩更强。他向洋人贷款平定西北，平定新疆，引进德国的设备开创西北近代工业。在这之前，他已在东南沿海开设了福建造船厂，修建了马尾军港，建立了南洋水师，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还是在南洋水师之后建立的。

晚年的曾国藩行动不便，常常坐在地球仪前出神默想。有一幅图画，上面是曾纪泽兄妹陪伴父亲看地球仪的情景。不管曾国藩在想着什么，他的眼光在搜索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欣赏蓝色的海洋，却是无可置疑的。曾国藩看着外面的世界在想着什么，从他奏请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国留学就可以猜出端倪。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继读书人带兵打仗、创建一支强大的地方军队之后，第二次开风气之先了吧。而这一次的开创，更需要开阔的思维、开放的心态，以及创新的勇气。

湖南人是与国际接轨的先锋（2）

不过，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都没有看到的是，外国列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对于中国的封建王朝而言所具有的优越性。而日本人却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在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前，就不仅已经看出了西方科学技术比自己发达，而且也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胜过了他们的封建政治，因而在努力地学习和模仿。因此，日本很快就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令人欣慰的是，湖南人不久就看到了自己认识中的局限性。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人出国留学成风，其中以到日本留学的居多。湖南人发现，中法战争，中国打胜了，也要割地赔款开通商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打输了，更要割地赔款。头脑清醒的湖南人对清廷失望了，不再对爱新觉罗的子孙抱有任何幻想。

曾国藩、李鸿章和奕訢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的丧师折舰、割地赔款，竟然全部破产。洋务运动耗费了中国将近三十年积累的国家财产，单纯地追求船坚炮利，却不去触动落后的政治制度和封建思想。甲午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维新思想开始兴起，甲午是中国人特别是湖南人思想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湖南人开始把更大的热情倾注于国家的存亡。

用西方科技武装起来了的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日本又是中国必须认真审视的国度。日本，同样是被欧美列强用军舰和大炮打开国门而走上维新变法之路的。从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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