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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1页）

不仅给所有农民都分门别类地一一划分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且还没收了地主的浮财，把地主家的房屋、土地（除给地主适当留一部分、让他们能够维持生计外），剩余部分全都分给了日子过得穷苦的农民大众。土改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胆小的穷苦农民对土改运动还了解得不十分清楚，担心新建立的共和国政权不稳固，害怕地主们日后重新得势了会秋后算账，还不敢接受政府所分给他们的那些原本是属于地主家的土地或者是房子，后来他们看着那些胆大的贫苦农民占了地主家的房、地，不仅没事，而且还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并且社会秩序也日益平稳起来了，于是胆子就大了起来，积极性也高涨了。

这时候，庙东村的人们对划定阶级成分流传着两句口头禅，即“定富农凭算的，定地主凭看哩”。这就是说富农成分难以划定，它要经过一系列的详细计算过程，只有计算出某一户在解放前三年的剥削量，连续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才能予以划定富农成分；而地主成分的划定，那就不需要烦琐的这一套程序了，它只需要贫农们一致表态这家子没有主要劳动力，生活来源全是靠剥削他人获得的就行了。牛仁义自然是庙东村土改运动中定地主的头刀鬼了，而且还被定成了恶霸地主。

牛保民这些日子居安思危，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尽管他知道他在庙东村的人缘很好，然而还是惟恐村里的那些贫农们眼红他的家道，想分他家的财产而要求把他家定成地主或者是富农成分。于是他这一段时间很是小心谨慎，一直深居简出，只是白天干活时才走出家门，到地里去默默地干自己那些干不完的农活儿，和谁轻易也都不多说话；太阳刚一压山他就从地里收工往回走，到家把大门一关，就再也不出来了，从不轻易串门子、说闲话，也不随便打听那些有关土改的事情，更不会在人前频频出现、走动。因为他认为他家的日子前景如今吉凶难卜，所以目前他对什么都没有好心情，一切都循规蹈矩，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心里只是一个劲儿地暗暗在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平安无事，免过眼前这一大劫。他亲眼看见土改工作组带领着他村的那些贫雇农成分的人，闯进了隔壁他兄弟牛保国的家，拉走了牛保国家的那两匹还是他从马恩娃手里给要回来的骡马，把牛保国家的地绝大部分都分给了庙东村里的贫雇农。牛保国和他分家时所分得的那间半一院房，前半院也被分掉了，前房分给了原先看城门的老李头儿，前院的那两间厦子房分给了牛百顺的哥哥—因为早年逃壮丁被他父亲用刀砍断了右手食指而吓得至今还有些神志不清醒的老贫农牛百善—现在牛保国家的那座院子里，一共要住着三家人的。就这样，庙东村的那些贫雇农们把牛保国的媳妇张妍那个胖婆娘还定成了地主分子，整天不依不饶地拉到群众会上去斗争。这一回多亏牛保国下落不明，不在庙东村，要不然的话，他不死也得掉层皮。在这事上只是可怜了张妍，她跟上牛保国过日子，没能享得上一天的福，现在却把本应由牛保国承担的处罚，自己给承担了不少。目睹着这许许多多事情的发生，牛保民心里整天就像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没个着落。他十分胆怯，生怕有一天这样的灾难也会猝不及防地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牛保国家论房产，原本是三间宅院，一人一半儿分的，他家一点儿也不比保国家少；论土地，自己家里现在比牛保国家还要多得多（幸亏自己以前还算察觉得早，灵醒了一点儿，把一少半子地都干送给人了，要不然那还更多）。牛保国家现在都已经被划定成地主成分了，那么自家离地主成分的划定还能有多远？恐怕也是在劫难逃，迟早的事吧。牛保民成天价这样想来想去，只是苦于不能想出一条金蝉脱壳的锦囊妙计，只有做好一切精神准备，听其自然，默默地等待着厄运到来的那一天。

牛保民每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忍不住就胡思乱想起来，想着自己有一天也会和牛保国媳妇一样，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牌子上还写着“地主分子牛保民”这样几个大字，被揪到高高的台子上挨斗争。台子下边的贫雇农黑压压一大片，一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地举起了拳头，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嘴里高呼着口号，一整天一整天不停地斗争他。这些日子里，他不知道有多少次晚上都重复着在做这样的恶梦，在梦中往往被这样的场面惊醒，吓得坐了起来，心在肚子里嘣嘣地跳个不停。他手捂着胸口，不住大口大口地直喘气。可出人意料的是，他就这样地等了一天又一天，直等到村上召开土地改革总结大会，这样的厄运也没有能降临得到他的头上来—他意外地得以幸免了。事后他才知道村里的土地改革领导小组为给他如何划定成分这事，也没少发生争议，甚至和庙东村比邻的赵村也还有不少人检举他，认为他和牛保国是亲弟兄，既然牛保国家都已经定成了地主，他家理所当然地就也应该划定为地主成分。可能是由于牛保民人缘好，更由于庙东村很多的贫雇农从前迟早有难处，只要到牛保民跟前去告借，都没落过空，都多多少少地蒙受过牛保民的恩惠或者得到过他的关照。这些人有的这时候就在土改领导小组中，还多少拿着点事儿，他们不忍心昧着良心瞎说话，因此经过反复审核，庙东村的土改领导小组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牛保民和现已划定为地主成分的牛保国虽然是亲弟兄俩，但他俩解放前十年早就分家了。牛保民确实家道比牛保国还要殷实点儿，但这是牛保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取的。全庙东村的人谁不知道牛保民勤快、能吃苦，庄稼户的什么活他都能干，并且干起活儿来一般人谁还都没法陪得住，一辈子就知道种庄稼，靠务农为生。不论是田里、地里，他都不愧是个行家里手，不管怎样评定，他都不失是一个主要劳动者。再说了，经土改领导小组仔细一查证，牛保民解放前（1947年、48年、49年）雇长工也不够连续三年，更何况他一直是陪着他所雇的伙计没黑没明地在地里干着活的，所以他和牛保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谁也不能面对现实把白的说成了黑的，即使再有想把牛保民扳倒，按下去的人，他也不能够把牛保民说成是附带劳动力。于是牛保民在庙东村虽然也算得上是一个富户，但他终于凭着自己的苦身子逃过了这场一眨眼就会降临的厄运。牛保民家既然因为牛保民不能认定为附带劳动而不够划定地主成分的标准，那么把牛保民家一年的剥削量一计算，居然还连定成富农成分的条件也都达不到了，最后只好给牛保民家划定了个富裕中农成分—牛保民成了革命团结的对象。牛保民尽管在这场暴风骤雨似的土改运动中虚惊了一场，但终归是好人好报，有惊而无患。

1952年初夏的一天，牛保民的儿子牛德草和他们那一帮帮子碎娃在巷道里玩猫捉老鼠游戏。玩累了后，他们就散开各回各的家去了。可是当牛德草回到自己的家一看，谁知道他家里竟然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虽然前门是大开着的，可是二道门却紧锁着。牛德草一时找不见了自己的父母，又进不了家门，就急得不由“哇—”地一声给大哭了起来。他一个劲儿哭着就跑出了自家的前门，四处乱撞，寻找他妈。就在他正着急得没办法的时候，忽然迎面走来了莲叶。莲叶见他哭得是那样的凄然，问明了情况，先是虎着脸对他说：“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我刚才看见你妈被一个大灰狼给叼去了。”她说得谈虎色变，小德草一听这话哭得就更厉害了。莲叶看着他哭得伤心的那个劲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继而心满意足地微笑着给他弯腰擦去了脸上的眼泪，安慰说：“没有的，没有的。你妈没有被狼叼去，是婶婶逗着我娃玩儿哩，看把我娃吓得可怜的。走，婶儿领着我娃，给我娃找妈去。”于是她就拉着德草的手向城外一个很大很大的打麦场走去。（未完·待续）

第十一章　土改沧桑（下）

（接前章）牛德草跟随他莲叶婶婶来到这个场面上一看，“嗬！”场面上居然一下子全坐的都是人，那么多的人聚在那儿开会呢。莲叶把牛得草交给了坐在人群中间的刘碧霞，牛德草就偎依在他妈刘碧霞怀里，一边抽泣，一边用袄袖擦拭眼泪。擦着擦着，他那双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突然给瞪大了，惊奇地朝着前面的主席台上望去。他发现在这些开会的人前面，还有一排人是面朝着这众多的开会群众坐着的，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肩头斜披着一幅大红绸子，显得格外容光焕发，神采飞扬。“这不是自己父亲吗？”他颇感惊诧地想，“父亲今天怎么不和母亲坐在一块儿，而给人家坐到那里去了？还是那种怪模怪样的打扮？”牛德草虽然年龄小，但是见过村里斗争地主的那场面。他疑心这是不是也在斗争他父亲，但是很快就又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这场面和斗争地主不太一样，首先他父亲没戴高帽子，胸前也没挂大牌子，取而代之的却是披着红，戴着花；其次他父亲不是愁眉苦脸，弯腰拱肩缩背地在那里站着，而是满脸带笑地坐在那些人中间，压根儿就不像是在挨斗争—他弄不明白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其实这是庙东村解放后在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的大政方针，第一次进行民主选举，选举孟至乡赴华阴县选县长的人民代表呢。牛保民由于人德行好，人缘好，凡事总能为大众着想，大家就都认为他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说话，所以就都选他当孟至乡的赴县人民代表—此事，就连牛保民本人也感到很意外。

牛保民荣幸地被选上了赴县人民代表，这里的群众会一散，他马上就出发到县上去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县长的大会去了。出村以后，他走在通往县城的路上，却远远地看见牛保国的媳妇张妍和她的儿子牛连学在地里犁地—因为她家是地主，按法律规定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村委会不准她参加村上的人民代表选举大会，于是她就趁空儿借了头牲口，到地里犁地来了。张妍因为土改后社会上不兴再雇长工熬活了，自己家里又没有男劳力，村里把她家定成地主后，分田地给她家留下来的那点地，就得靠她自己一个女人来耕种了。种这点儿地，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尽管牛连学年龄还小，才十四岁，念书聪明伶俐，但还是小学没毕业，她就让他把学停了，在家里帮自己种地。现在别人家趁墒种在地里的棉花都已经出来了，而她家用来种棉花的地还没有犁好。张妍一个女人家能下田犁地，可以说也是够能干的了，可是借来的牲口，她不谙练它的习性，在地里驾驭不住，就不得不自己在后边捉犁而让小连学在前边给她牵着牲口走。你看张妍，在地里犁地，简直就像个喝多了酒的醉汉，两只手紧紧地抓着犁拐，身子东扭西歪，吭哧吭哧，十分吃力，很是艰难。就这样，她所犁出来的地，犁沟仍然是歪歪扭扭的，一会儿犁走空了，一会儿又遗漏下来了好打一些，一点儿也不端直，质量差得就不能说。她只因驾驭不住牲口，就着急得嘴里忙不迭地一个劲儿喊叫在前边给她牵牲口的她儿子连学，连连斥责他牵牲口不到位。

牛连学在前边谨小慎微地给他妈牵着牲口，听他妈喊一声“掀！”他就立马把牲口向外推；他妈如果说声“拽！”他就又闻风响应，把牲口朝怀里拉—一切行动听指挥。可是谁知他妈犁地不在行，犁起地来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嘴里不住地喊着“掀”、“拽”“掀”、“拽”……牛连学刚听见他妈喊“掀”，按照他妈的意思，把牲口使劲往外推，可是就在他还没把牲口推出去的时候，却又听见他妈急不可待地在喊“拽，拽，拽，你赶紧拽嘛！不拽看头口都走到哪里去了？”这样以来把个小连学就捣鼓得暇应接不暇，不知所以了。他尽管这样竭尽全力地在应对，然而他妈还是很不如意，冲着他不停地直发脾气，折腾得他不知所措，慌乱中，一不留神竟被耕牛的前蹄子踩到了自己的脚面上。要说这头耕牛也太得不尽人情了，它蹄子踩在牛连学这小娃的脚面上，把牛连学的脚面都已经踩得发紫了，疼得牛连学龇牙咧嘴的，眼泪直流，然而不管你是怎样地打它、推它，它还都是无动于衷，就像没那回事似的，竟然一点儿想挪动的意思都没有—你说这气人不气人？牛连学对此能有个什么办法呢？俗语说“男子十二脱父母”呢，自己今年都十四五岁了，父亲不在家，按理说就应该替母亲排忧解难，帮着母亲操持一些家务，自己还能有什么说的？作为他，一切都只能咬紧牙关强忍着了。

再看看张妍这会儿，三十刚出头的女人，忙乱中在地里只顾着干活，就也顾不上什么羞丑了。她累得精疲力竭，满身大汗，于是把上衣的纽扣一下子就全都解开了，两只白皙的大奶子裸露衣外，随着她劳动时身体的来回扭动，在胸前不停地骨碌着，跃动着。她此时的心里认为，这会儿在地里干活的，除了她娘儿俩，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了，还有个什么需要顾忌的，自己袒胸露乳还担心被人看见不成？解放了，什么都不比解放以前了，自己再也不是被谁都尊重的乡长太太了—现在满世上的人都是各尽其力，凭劳动吃饭，不劳动者不得食。

牛保民看着眼前这一场景，虽然对新社会“人人有活儿干、有饭吃，自食其力”这一大政方针没有什么说的，但毕竟心里有些不好受，禁不住鼻子一酸。他抱怨自己兄弟牛保国，对家里这一摊子，甩手一走了之，至今音信全无，把家里这些作难的事儿一股脑儿全都推给了这母子俩，让她们娘儿俩作难受煎熬。看看全庙东村，谁家现在像他们这一家人？人家比连学大一点儿的孩子还都正在学校里上学念书呢；女人也都是只在家里料理料理家务，干干辅助性的活儿，哪一个还到地里来做这些本应该由男人干的重体力活儿？—这是牛保民此时心里所想的，他当然没有、也不会说出口。在行动上，他更不敢流露出对牛保国一家丝毫的怜悯、同情，不然，就会有人毫不留情地批评他阶级路线不清—要知道，现在是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哟。“唉！这人活在世上，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他不由自主地慨叹了一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是不敢和张妍母子显出丝毫亲近的，因为现在他已是人人所关注的赴县人民代表了，得时刻和地主阶级严格划清界线才是，但是，在这四处无人的旷野，就大可不必有这些忌讳了。他走到张妍和连学所犁的那块地的地头儿，停住了脚步，很想走上前去帮他们犁地，然而要去县上开会的事情紧，时间根本就不容许。他经过了瞬间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很快就不再犹豫了，毅然加大了脚步，向着华阴县城走去。

牛保民在县里一直开了四五天时间的会。在开会期间，县上的头头脑脑都来看望他们这些从全县各乡镇来的人民代表。牛保民觉着很荣幸，也很光彩，自己从来还没有像这样受政府器重过。在会上，代表委员会要求人民代表们当家作主人，参政议政。牛保民也在大会进行小组讨论时积极踊跃地发了言，他所在的那一组的组长，对他的发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牛保民打心眼儿里觉着自己从来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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