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今天我想先听听大家对墨子的印象。不必准确把握,只讲印象就可以。印象,也许是古人在今日世界的最终归宿。
王牧笛:墨子的外貌似乎比较疾苦,是一个劳苦大众的形象。孟子说墨子秃顶,脚后跟由于经常走路是破的。庄子说墨子腿肚上没有毛,也没有肉,也就是我们说的骨瘦如柴。鲁迅写小说,写到墨子时,说这个人脸很黑,像个乞丐。
郭战伟:墨子可以手脑并用,他一有想法马上就会付诸实践。准确地说,墨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行动者、实践家。这在诸子百家中非常少见。
王安安:墨子是一位仁者,也有孤胆游侠的气质。即使大家都不理解他,他还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言必信、行必果”,而且为了信仰可以抛弃七情六欲。
余秋雨:能不能把他与我们说过的几个思想家作一个对比?
王牧笛:不妨打个比喻,如果孔子是一只狮子王,墨子就是一匹领头狼。孔子强调某种高贵的生存态度,在这种高贵的姿态之下,对民众难免产生疏离之感。而墨子本身就来自民间,代表着平民化的生存态度。总的来说,我觉得墨子比孔子更有包容的生存态度,生存能力也更加顽强。
余秋雨:关于墨子,我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念和职能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做过考证,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一方面指黑衣、黑肤、黑脸,社会底层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说“墨”是当时的一种刑法——墨刑,代表着比社会底层更艰苦的刑徒。
1928年,有一位叫胡怀琛的先生,提出墨子一定是印度人这个观点,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一段争论。胡怀琛先生的理由是墨子流传最广的姓名“墨翟”,墨不是姓,翟也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的同音转借,这两个词都是对不知名姓的外国人的一个称呼。在当时中国对外国了解不多,觉得一个黑色的外国人,当然就是印度人了。而且,墨子的“兼爱”思想很有佛教的影子。但是佛教的太虚法师认为墨家的学说不太像佛教,而像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有人便顺着这个势头进一步推理下去,比如卫聚贤先生,他提出不仅墨子是印度人,老子应该也是印度人。还有金祖同先生,他提出墨子应该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看到这些争论的文章我笑了,我们老一辈中国学者对国际情况了解得实在太少,却又把猜测和想象表述得那么武断。
墨子的颜色,是属于中国的纯粹的黑色。墨子的哲学就是一种高贵的黑色哲学。
如果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孔子同我们的皮肤和土地相连,是正派的赭黄;韩非子是暗红,其中耀动着某种金铜的颜色……诸子百家的每一学派都在中国人的心头输入了一种对应的心理色调,每个人都可以调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板块,这是诸子百家的深刻所在。而这个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陌生的黑色,用它沉着的大气衬托出其他颜色的鲜明,使整个色板有了定力。
先秦诸子中不乏走过很多路的人,但他们毕竟一会儿牛车,一会儿马车,有的时候还坐轿子,但墨子只是靠双脚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去楚国,劝阻一场伐宋之战,并跟公输般(即鲁班)辩论。这条路很长,它的起点在泰山脚下,而他的目的地是楚国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这就是说,墨子要穿过山东的一小半,再穿过河南全境,可能还要途经安徽,然后才到湖北。到了湖北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十天十夜,他全部靠走,走得脚上起泡,他只得从黑色的衣服上撕下黑色的布条,包扎一下之后继续走在黑夜里。就这样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他成功地阻止了这场战争,于是他又走回来,走到被他解救的宋国。当时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门下躲雨,却被宋国的人赶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个人哪,靠大智慧救苦救难谁也不会知道,凭小聪明整天折腾谁都会认识他。
这个人,白天别人当他是乞丐,晚上别人睡着了他还在走,当其他诸子百家睡着了他还在走,为了民间公义,就那么质朴而笃定地奔走在社会底层。他的这种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独,其实他一直拥有一个与他言行相依的团队,组合成一种正义的集体力量。这样一个人,真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怀念。
丛治辰:秋雨老师说到这里,我脑海中一下子跳出来一个形象,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乔峰——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奔走在路上,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英雄。还有一个形象是金庸《鹿鼎记》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以替天行道为己任,有一个非常忠诚的团队,有他的帮规和信仰,为大家所拥戴。这两个形象的合一就是我理解的墨子——都体现出“侠”的精神,墨子正是一个侠客。《墨子·贵义》里面讲“万事莫贵于义”,他对“义”的追求,就是后来侠客精神的重要来源。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墨子和侠客精神确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任侠精神在墨子身上获得了完善的体现。不过,一般侠客都没有像墨子那样有明确的思想体系,而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一整套理论,比一般侠客的思想境界都要高得多,已经成为一位跨时代的精神导师。
王安安:我觉得墨子虽然不是印度人,但他的形象很贴近印度的甘地,提倡清苦的日常生活与非暴力的和平主张,并不是整日刀光剑影、飞花落叶、人头落地。墨家的法规非常严苛,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实际上和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契合,我认为比天地会、乔峰都要高很多。
郭战伟:不,安安误会了。墨子不是不要暴力,实际上他就是以武力作为基础参与到那个时代的生态中。如果没有暴力,便不存在“墨攻”的说法。我倒愿意从墨子身后的那个浓重的底色——他的团队来透析墨子。他们都是墨家学派的弟子,但存在着严密的效忠关系,某种意义上类似一个教团,具有宗教性。而且,这个团体也正是墨子的暴力组织,他们用墨家的战争经验直接参与到各国实务性的政治活动中。
余秋雨:不错。墨子扎根泥土,没有书生气,不信任学术讨论的实际功效。他拥有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团队,这与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很不相同。其他学派也会有不少学生,有的师生关系还非常亲密,例如我们说起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墨子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的团队来说,他是精神领袖兼司令,指挥重大行动,而不仅仅是教师。这使他具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所不具有的力量。例如那次他步行十天到楚国去救宋国,看似孤身一人,却有一个武装团队作为强大后盾。因此,当公输般知道比不过他,隐晦地表示可以通过除掉他来取得胜利时,他就沉着地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已经全副武装地等在宋国的城头。由此可见,他的“非攻”思想是由盾牌守护的,他的这个“非”字,是一个包含着否决力量的动词。
萨琳娜:我认为墨家团队有点半宗教的性质,然而他们不信奉某个特定的神灵,所以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宗教组织。但是它通过“巨子”制度形成非常严密的组织,有着共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以及信仰,很类似于宗教组织。
郭战伟: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墨家是有一种宗教情怀,它一方面施行军事化的管理,另外一方面通过某种半宗教信仰使这些人可以“赴汤蹈火、摩顶放踵”在所不惜。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墨家团队夭折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了它的身影?难道仅仅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单一的神、一个崇拜的偶像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万小龙:有学者认为,墨家是一个半军事化的教团组织。它为什么没有留下来,我觉得归根结底在于它的组织制度——巨子制,这种组织制度有“权”,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巨子”享有足够的权威,甚至掌控了团员的生杀大权。这是它跟其他学派最大的区别,有权就必然产生争权,所以墨子刚一去世,墨家马上分为三派。儒家的老师对学生并没有那么大的人身控制权,没有权力就无所谓争权。
丛治辰: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墨家分成三派,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派,那可以反证儒家的争夺更厉害吗?我觉得墨家团队消失的决定性原因不在争权。
万小龙:不可否认“巨子”制的弊端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这里有一个例证,在墨家后期有一个巨子叫孟胜,他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非常好。后来阳城君参与了楚国贵族的叛乱,孟胜就率领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帮助阳城君守他的封地,结果孟胜和他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全部阵亡了。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当时孟胜参与守城行动,但是阳城君逃跑以后,楚国来收回这个城,孟胜率领他的一百八十二个弟子集体自杀就“义”了,就是墨家强调的这个“义”。大量的墨家弟子,只能是巨子的随葬品,这个组织制度弊端太明显了。以现在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邪教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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