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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课 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第1页）

余秋雨：我们同情某些非常有眼光的历史学家，无奈地只能在一块非常琐碎肮脏的土地上钻研；我们也同情某些盛大的时代，没有一个智者的眼光去观察它，没有一支奇妙的笔去描述它。然而在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居然这两种遗憾都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司马迁承受了奇耻大辱，也可以获得某种安慰，因为两种伟大终于相遇。司马迁的伟大，首先是那片土地给他的。我们曾经否定过“愤怒出诗人”“灾难产生伟大”的说法，因为我也不认为《史记》是他受刑后的“发愤”之作。“发愤”发给谁看？“发愤”要发得那么从容而宏大么？请记住，一切弊气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写好的。司马迁写作的动力不在这里。因此我们在讲述司马迁的生平时也不要老是纠缠在他的官刑话题之中。他的动力，是当时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给予他的，是汉武帝的大地给予他的。因此，我们还要从这个角度重新来说说他的生平。

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用自己的脚步触摸过这片辽阔而又统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为皇帝侍从的便利，成了当时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

为了今天的课堂，我特地参照多种古籍画了一张司马迁年轻时代的行旅图，昨天已经传真给你们，我们一起按照他的漫游顺序，用当代地名温习一下吧，哪一位先来？

刘璇：出发地是现在的西安，先后经过河南南阳、湖北江陵，然后到达湖南长沙。在长沙，他当然不能不想到屈原，于是去汨罗江悼念，后来还专门写过关于屈原的文章。

王牧笛：他沿着湘江南下，到沅江后，应该是沿着长江向东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庐山。再顺着长江东行，上岸以后到了绍兴。

余秋雨：那就到了我家乡附近。

王牧笛：那里有禹穴——现在叫大禹陵，他到绍兴要纪念大禹，这是一个著名的遗迹。然后再由浙江到江苏的苏州——猜测起来应该是这么过去的，因为路比较近。到苏州看五湖——五湖到底是哪几个湖还有争议，因为后来水文地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接着渡江到江苏的淮阴。

余秋雨：大家都可以想到，他一定会去访问淮阴侯韩信的故居。

刘璇：以后他北上山东，到了曲阜，参观了孔子遗迹。又到了北方齐国的都城临淄，再到邹城、滕州，再南行到徐州、沛县、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各个地方。

余秋雨：这应该是司马迁兴趣最大的地方。尽管他在江苏的北部，以及安徽、河南这一带，都遇到很多麻烦，但心里却一直非常高兴，因为他的整个思维全都沉浸在历史当中。对这个心中装着雄伟历史的旅行者来说，现实的困难不算什么。摆脱麻烦以后，他去了淮阳，访问春申君的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问战国时期魏国的首都。然后就从这一带出发，返回长安，即现在的西安。这一条路线，我们在地图上画一圈，发现中原一大半的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仅是中原，当时的长江流域，甚至一些还没有被开发的地方，他也到达了。

这是他二十岁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资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后来在《史记》中频频提出的批评，就是一路上产生的。总的来说，他为大汉帝国辽阔的疆域和这个疆域里所埋藏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感到骄傲，他由此而意气风发。

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小的官衔叫“郎中”，可以随从汉武帝出行了。这个官职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伺候车辆，有时候做点警卫工作。但是这个小官职对司马迁来说却是求之不得，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已经开始的旅行继续下去了。哪一位同学把他的行程说下去？

萨琳娜：在二十三、二十四岁的时候，司马迁侍从着汉武帝出行，到陕西的凤翔，山西的夏县、万荣，河南的荥阳、洛阳，陕西的陇县，甘肃的清水，宁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实在走得不少，比较多，然后再回到陕西淳化的甘泉山，汉武帝的别墅行官在那儿。

余秋雨：走完了这一大圈，司马迁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接受了一个使命：到云南和四川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去考察和慰问。在汉武帝的时代，一方面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战，开疆拓土，安定边境；另一方面又要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把汉朝的政权力量延伸到那里。在当时，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难走，任务非常艰巨，会遇到很多危险，不适合位高、年长的官员去。结果像司马迁这样年纪轻，身体好，又有过旅行经验，又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小官员，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对象。司马迁的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认识了大中华的辽阔版图、复杂生态、险峻山水。

王安安：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回来，又跟着汉武帝出行，去了山东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卢龙，内蒙的五原。那时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岁。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的莱州，河南的濮阳。后来他又到了宁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宁远，湖北的黄梅，安徽的枞阳，山东的胶南……

余秋雨：走了那么一圈又一圈，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司马迁一路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史料的考证？是传闻的搜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地点的确认？都有一点吧，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浩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种东西，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能够充分领受。

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中国那么多地方，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之后的生活，有点奇特。他为写《史记》而勉强活了下来，没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汉武帝这样做的理由，没有见之于史册。我很想听听同学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两千多年，我觉得这两个时代的逻辑真的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官员或者学者，因为犯罪进了监狱，又没有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可在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的政治生命得到了第二次展开。

魏然：这可能跟汉武帝本人的极权地位有关。这样的皇帝心里没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祸福只凭他一句话。

余秋雨：在中国古代，王权高于法律，一个皇帝绝对地掌握着决定一切官员命运的权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兴趣的是汉武帝这样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表现。他们的雄才大略使他们乐于做一些突破规范和理性的游戏。把一些高官一会儿投向监狱、一会儿又投向高位，是他们的乐趣。他们似乎在这种快速转换中享受着权力的快感。因此，汉武帝不是仅仅突然可怜起了司马迁，优待他的刑后生活，而是狠狠提升一把，而且提升得比原来还高，又不说明理由。提升了，还会注意他踉跄走路的背影，欣赏自己在这位大智者身体上留下的暴虐。我发现，不少特别有成就的皇帝，往往越喜欢玩这种故意穿越理性的游戏，并由此走向乖戾。汉武帝的这次乖戾，落到了伟大的司马迁身上，成为他在执政过程中最为可耻的纪录，比连打几个败仗更可耻。由此也可证明，极端权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因此又必然走向罪恶。

魏然：正如秋雨老师所说的，司马迁已经领受过民族的伟大和时代的伟大，因此受了冤屈还能坚持写作，但我读他写的《报任安书》，其中说到他自从受了刑之后，汗流终日，一睁开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难想象他在那样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下，如何具体地来完成这部著作。

余秋雨：谢谢你提到《报任安书》。这篇文章确实写到了他近乎崩溃的心理状态，除了你所说的汗流终日外，还说自己没有颜面到父母坟头祭扫，而且预想以后时间越长，污垢越重，因此难过得“肠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任安说这一切？

多读几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诉任安，自己咬牙忍受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为写《史记》而抢得一线生机。所以，他不能答应任安要他去营救的请求，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使这一线生机断裂。司马迁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换任安的命，他毫不犹豫；但是，用《史记》去换任安的命，他拒绝。

生命本是轻微的，但也有可能与泰山连在一起。自己已经与泰山连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于自己而毁了泰山。为此他说出了那句大家都听到过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后面六个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却很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生命走向决定了生命的天差地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

王安安：秋雨老师曾经说过，《史记》的终笔也就是司马迁生命的终结。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死亡，司马迁在真实意义上的死亡，并不为大家所记住。这是不是暗藏着一个反讽？司马迁写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死亡，可是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自己的死亡却没有被后世记住。

余秋雨：有一点史料透露，似乎是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些话，还是为朝廷所不容，结果被处以极刑。郭沫若先生为此专门做过考证，只是史料毕竟语焉不详。一般的说法是：司马迁总是表达不满，所以最后被杀。为什么历史书上对此不作叙述昵？我想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己开山祖的一种仁慈，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司马迁自己选择了退场，退得很彻底，让大家找不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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