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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的解药（第1页）

忧郁症普遍的起因是什么？当局为何要禁止庆典活动？这两个问题并不难解答。在都市化与市场竞争的经济环境下，焦虑与孤立的人比较能存活，这些人就是容易忧郁、厌恶集体欢愉的人。加尔文主义为这样的转变提供了超验的理论基础，强化了孤立的价值，让忧郁正式成为通往救赎的必经阶段。这一切发生在像约翰·班扬这样的人身上。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传教的岁月里，他严厉反对庆典活动，更别说各种形式的娱乐。忧郁症蔓延与庆典的消失，都是“深层且重要的心理变化”，可视为现代化整体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我们能不能找到更清楚的证据，说明嘉年华的灭亡直接影响到忧郁症的流行？

当然有，从某些例子得知，嘉年华的消失留下了一丝悲伤与遗憾。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Michelet）感慨缺乏庆典的童年：“我的童年不像在户外的空气中或温暖的人群里绽放的花朵，也未曾感受过情绪随着其他人热烈高涨。”[54]作家简·里斯（JeanRhys）回忆她二十世纪初的童年，她很羡慕低下阶级的人能参加庆祝活动，但家人不准她去：

在多米尼加的罗索（Roseau），大斋节前三天是嘉年华的时间，我们不能着装参加，但可以打开窗户看。街上有一群戴着华丽面具的人，还有乐队。在一旁正襟危坐的我们，聆听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波一波而来。我愿放弃一切，换取像那样跳舞的机会。[55]

尽管如此，并没有证据指出，人类集体欢愉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清楚这种需求若被挡下，是否会导致忧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显然有上百万的人放弃这种娱乐，但也没有罹患现下种种心理疾病。这会使人认为班扬那样的人所受的折磨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因为放弃了跳舞与嬉戏才痛苦不堪。庆典受到官方打压，绝对是精神失调的病因之一，这不是我的创见。从近现代初期开始，精神失调就蔓延到整个欧洲文化中。十七、十八世纪时，人们将歇斯底里视为女性忧郁症的同义词，历史学家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提到：“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中，那些受惊的威尼斯女人不经意提到了嘉年华。艾玛夫人被吓惨了，她哀求弗洛伊德：‘你没听到马群在马戏团踏步吗？’”[56]弗洛伊德一直要从这些心理疾病中找出性的根源，没料到会听到这样的线索。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评论：“某个方面来说，弗洛伊德的病人应该非常渴望参与传统庆典中的各项仪式，但受限于自己的社会阶级，她们不得不将‘自我’排除在这些庆典之外。”[57]

就算庆典的毁灭没有造成忧郁症流行，但弃绝了传统庆典，人们多少也失去了治疗忧郁症的方法。罗伯特·伯顿提出许多治疗忧郁症的方法，例如读书、运动，有一则处方他则是一再强调：“让他们去打猎、运动、玩乐、说笑、开心聚会……偶尔喝杯酒、听音乐、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听故事、玩玩具、唱歌、跳舞、畅饮，去做任何会让人开心的事情。”[58]他承认，确实有些严厉的卡图（Cato，就是加尔文主义者）一直在打压唱歌、跳舞、变装、戏剧等活动。但他打从心里支持传统庆典：“我真心向往五朔节、守灵夜、圣灵节等活动，如果不会影响到收成时间，官方应该允许人们自由地欢庆、唱歌跳舞、演傀儡戏、骑马打仗、聚会、吹风笛、举办舞会、玩捉迷藏，还有他们喜欢的运动和娱乐。”[59]在他的理想世界里，“人不应太操劳，应该有些娱乐的时间和节日，可以幽默对谈、举办飨宴和派对……像波斯人的宗教节日和罗马的农神节”。[60]这些对治忧郁情绪的方法，十六世纪的人就懂了，只是官方会严格规范，不允许人们出现“脱序的行为”。但至少理论上，忧郁的人精神可以为之一振，获得安慰，随着音乐而开心。[61]

伯顿写下《忧郁的解剖》约一百年后，另一位英格兰作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Browne）呼应伯顿，支持他提出的良方。他以当时的科学观点说明人类这个机器如何运作。他认为，唱歌、跳舞可以刺激分泌，治疗忧郁，“感谢音乐无所不在的魅力。跳舞的时候有伴奏才提得起劲。听音乐时，心里充满了活泼愉快的念头，整座机器活力充沛、精神饱满”。[62]但这种传统的娱乐在伯顿的时代受到打压，在布朗的时代，更是迈向灭亡了：“由此我们了解，唱歌这个快乐的活动带来愉悦的感受，对心灵的影响甚巨。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人从事这项娱乐消遣。它带来的好处可是说不尽呢！”[63]身处在更为拘谨的清教时代，布朗不建议再举行“农神节”，只要在“合理且固定的时间”规律地跳点舞就可以了，最好是“餐后找个方便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64]

又一个世纪后，伟大的资本主义预言家亚当·斯密也推广庆典与艺术活动，认为它们能缓解忧郁：

只要不导致社会反感或产生猥亵行为，国家应该放宽限制，鼓励相关从业者以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来娱乐大众。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轻易驱除大多数人民的忧郁情绪。[65]

伯顿、布朗、亚当·斯密都把庆典当成忧郁的解药，不论他们是出于猜测、怀旧还是个人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发现了重要的事。不过，就我所知，当今还没有人试着把庆典活动当成治疗忧郁的良方，尽管今日的临床医学应该能做出相关的实验。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指出，不论是单纯的庆典乃至于狂喜仪式，团体活动在许多文化中都被当作舒缓、治疗忧郁症的方法。在将近两千年前，希腊音乐学家亚里斯泰迪斯·昆体良（AristidesQuintilianus）就观察到：“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生活境况与不幸的遭遇会带给他们焦虑与忧郁。酒神庆典的目的，就是借由快乐好玩的活动，让旋律与舞蹈将焦虑一扫而空。”[66]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作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Ficino）本身也是忧郁症患者，他也建议大家多运动、多听音乐与改变饮食习惯。[67]

非西方民族的狂喜仪式通常有宗教与治疗的功能（虽然我们不大确定这两种功能是否彼此不相关），这两种功能对治的，应该就是我们现今的忧郁症。以几个差异较大的文化为例。有位民族志学者参与过非洲人的狂喜仪式，他说：“卡拉哈里沙漠的库恩族利用夜晚的狂热舞蹈治疗各种西方人所谓的生理、心理、情绪、社会与精神疾病。”[68]相对于库恩部落，遥远的北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哥，他们的仪式包括音乐、舞蹈和出神状态，可以用来治疗“瘫痪、哑巴、突发性失明、重度忧郁、心悸、麻痹以及着魔”。[69]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基督教国家乌干达，残忍的游击组织圣主抵抗军（Lord'sRe-sistanceArmy）控制了许多儿童，导致他们内心受创、封闭自我，团体舞蹈有助于他们复健。[70]

在意大利的民俗传统中，也有人用公开庆典来治疗忧郁症。在第四章提到，塔朗图拉蜘蛛曾被当成是煽动舞蹈狂热的元凶。还有人认为，被蜘蛛咬到就会出现忧郁倾向，根据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赫克尔的说法，唯一的解药就是跳舞，最好是在户外跳上几天。他指出，伴随着适合的乐器伴奏，被咬伤的人“像被施了魔法般睁开双眼，一开始慢慢摆动，随着音乐节奏加快，逐渐转为充满热情的舞蹈”。这些活动救了他们——不过只维持一阵子，一年后，整个村子又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人人心情低落、愤世嫉俗，直到又有了音乐和舞蹈，他们才一扫忧郁”。[71]之前提过，这种具有疗效的庆祝活动最终被认可，成为固定的季节性庆典，主要活动就是塔朗泰拉舞。

赫克尔写道，十九世纪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也有类似的症状与疗法。当地人（通常是女人）容易染病，身体日渐衰弱，家人便会花钱请一组乐队，其中包括小号手、鼓手、横笛手，并且买一些酒，请当地所有的年轻男女都在病人的家里集合。他们跳舞、聚会同欢数天，病人就不药而愈。[72]在二十世纪的索马里，太太罹患西方人所谓的忧郁症（通常是因为丈夫想要娶第二任妻子）时，家人就会找来女巫师看病，如果诊断结果是被“萨灵”（sar）附身，就得召集当地女人来一起跳舞，在漫长狂喜的仪式后，病人就痊愈了。[73]刘易斯描述这些现象时强调，关键在于患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好处。巫师通常会建议，要把病治好，丈夫就得送给生病的妻子很多昂贵的礼物。在我看来，刘易斯认为治疗仪式只是一个表面工具。但对相信的人来说，的确是跳舞仪式把“萨灵”驱赶走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

从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到二十世纪的索马里，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些例子判定，庆典和舞蹈仪式真的能够治疗所谓的忧郁症，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去思考这个可能性。首先，这些仪式能够阻断患者孤立的感觉，把他们重新带回社会当中；第二，因为这些仪式鼓励人“放下自我”，也就是释放对自我的禁锢，尽管不是永久的，至少可暂时离开团体里令人不安的评论眼光，或是一向严格的上帝。在十九世纪的社会影响下，尼采跟许多人一样活得孤独又痛苦，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狂喜疗法。在所有人都独尊“自我”的时代，他勇敢指出“个体存在的恐惧感”（thehorrorofindividualexistence）[74]。当他读到古典文学中所描述的狄俄尼索斯祭典时，心里才隐约感觉到轻松。他想象祭典上“每个人不只和自己的同伴和解，也和内在的自己和解——仿佛玛雅的面纱被撕开，只有碎片漂浮在神秘的真神面前……他觉得自己像梦中曾经看见的神仙一样，徜徉在愉悦与极喜当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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