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和透明总是息息相关。没有透明,人们无法相信领导说的话。在美国,我们时常感到政府对我们有所隐瞒。领导这么做是因为真相会助长敌人的力量,但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解释。他们认为,缺乏透明才是真正的敌人。
透明在很多地方都是十分迫在眉睫的一个议题,因为在上个十年,出现了无处不在的电子技术,这让透明变得无可避免。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流变得空前容易,也最为冷酷无情的时代。我们的经历以数字方式存储,强大的搜索引擎让网民能在几秒的时间内从一个不断膨胀的档案库中挖出资料。这种新技术让上百万曾经生活在封闭的乡村的人获得解放,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数不尽的新机会,这么说毫不夸张。随着手机以及其他闪闪发光,哔哔作响的设备逐渐普及,个人电子助手慢慢地成了我们自愿戴上的枷锁,新技术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环境的焦虑程度。
矛盾的是,日渐增强的透明在带来启蒙的同时也带来了混乱,在带来清晰的同时也带来了迷惑。我们期待很多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而这些被揭露的真相却都在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脚下的土地并不坚实。我们不容易感知,“当下”其实并没有保质期。尽管我们比以前知道的更多了,但我们却经常感到自己能掌控的事反而更少了。世界似乎在同一时间变得既“无政府主义”又冠冕堂皇;既自由又不自由。
这三篇文章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透明——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个人责任的角度;最后是数字时代的新背景——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和领导者以及领导力相关的关系上。在第一篇文章中,丹尼尔·戈尔曼,帕特里夏·比德曼和我三人探讨了每个当代领导者都要面对的紧迫的难题:如何创造出坦诚的文化。我们认为,畅通无阻的信息流通对组织的健康至关重要。
以情商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为人所知的丹尼尔,花了数十年时间专门研究信息流动是如何塑造组织的。对于自我欺骗以及它如何破坏决策过程,他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很好奇,“生死攸关的谎言”是如何阻止重要的真相浮出水面的——首先在家庭,然后在公司和其他组织中。对我来说,我一直认为坦诚对于个人和组织的健康都至关重要;拒绝真相会对我们造成无法衡量的伤害。组织需要坦诚,就像心脏需要氧气。讽刺的是,公司领导和政治领导越想抵制透明就越办不到。但不幸的是,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善定胜恶,而是新科技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无论领导人喜欢与否,在YouTube的时代,他们无处藏身。
吉姆·奥图尔的文章题目很具煽动性: “对当权者说真话”。这是透明的前提,也是我们的责任,但我们常常难以做到。吉姆是一名作家,咨询师以及商业伦理学教授,他同时还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并获得了社会人类学的学位。他广泛的引入了和这个关键性话题相关的参考框架。
他举出了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以及社会生物学,还有欣塞基将军。亚里士多德有一个信仰:在该愤怒的时候展现愤怒是一种美德。——这篇文章对此作出了极具煽动性的分析。吉姆还讲述了他在阿斯本研究所研讨会遇到拉姆斯菲尔德的难忘经历。
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我探索了我称为“新透明”的现象。它讲的是数字科技是如何让整个世界更透明的。由于技术,领导正在逐渐失去他们对权力的垄断,这有着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权利的*化——但这种现象也有一些负面的问题。
接着我们讨论了检举人和第二人生、团体盲思以及以抵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博客。数字科技如何引导新的透明——透明对个人意志的依赖逐渐减少,但矛盾的是,另一方面,它还在逐渐增多。但这始终不是一本关于科技的书。本书讨论的,是在火石和长弓还算新科技的年代时就很重要的事——勇气,正直,坦率与责任。技术在改变,人类的本性不变。如果您在本书中读到的内容能帮您迎接透明(一件好事,但并不容易做到),那是我们莫大的期盼。将理论和实例有机结合,这本书既有对透明的深入观察,也有实践的指导。希望您在每篇文章中都能有所收获,让它帮助您成为更好的下属,更好的领导。
开创一种坦诚的文化
2007年春,在中国的南部城市厦门,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
中国有个不好的名声:做什么都瞒着老百姓。尽管如此,消息还是泄露了——在这座秀美动人的港口城市的市中心附近,将建造一座石油工厂。工厂可能产生有毒的对二甲苯,理所当然地,获悉该计划的市民对此感到忧虑。
如果是十年前,这些忧心忡忡的中国公民想阻止工厂的建造,大概无计可施。但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今天都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了。通过邮件、博客和短信,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不胫而走,还有反对者组织了抗议活动。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那样,数百名,也可能是数千名抗议者,在厦门市政府前*,反对建造工厂。
政府官员不承认有这次抗议,还关闭了唱反调的网站。但是,借助今天无处不在的通信技术,抗议者巧妙地躲过了官方的*。参与者用手机拍下抗议者的照片,将它们张贴在网上;更令中国官员懊恼的是,一些照片被直接发送到了有共鸣的媒体。结果:信息时代的透明战胜了官方的刻意隐瞒。有关部门开始就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做新的研究,研究完成后,当地的官员再重新考虑建造工厂的事。
今天,“透明”这个词在从企业管治到美国司法部的各项活动的各种报道中频频出现。在这些执政部门的言辞中,这个词的意思总是有些模糊。尽管,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家约翰·施瓦茨写的,当官员说他们一直是透明的,其真正的意思是‘不撒谎’也‘不隐瞒我们实际在做的事。’但这听起来既不友善也有点模糊,不是吗?然而这种闪烁其词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自称透明和真正的透明截然不同。尽管很多公司甚至很多州的领导都吹嘘,他们承诺透明化;然而对很多组织来说,封锁真相仍然是其内在的一种价值观。遗憾的是,在不实践甚至不追求透明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说自己主张透明。
尽管和其他国家相比,“不透明”问题在美国没那么严重,但即使不是大多数,它仍然是很多美国组织的特点。不透明一般不是偶然的,这种行为经常系统化地构筑在组织结构中。
接下来的几页里,我们一起来看看,妨碍坦率和透明的组织文化的力量,以及缺乏坦率和透明所导致的灾难性结果。我们还将为您展现,由于全球文化发生的深刻改变,向公众隐瞒信息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电子技术的发展,它让黑暗无处藏身。还有过去十年间博客的兴起——这一发展让透明变得不可避免。
在今天的狗仔文化中,没人敢保证自己的秘密幽会不被人发现;没有诋毁种族的言行能不留痕迹,公司的不法行为不可能永远藏在锁住的文档柜中安枕无忧。十年前,除非有人请求专业记者将秘密公诸于众,否则秘密将永远是秘密;而今天,任何有手机和电脑的人,都有能力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甚至政府拉下马。
什么是坦诚的文化?
说起透明或者谈及开创一种坦诚的文化,我们真正讨论的其实是信息在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包括公众)之间的自由流动。信息的流动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类似于中枢神经系统:因为组织的效率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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