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发电报给派遣军,命令做好撤退准备时,双方正在会谈当中,日期是6月13日。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欢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比在朝鲜当地的袁世凯更乐观。迄今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于人事关系的,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还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越轨行径。这一点,应该说是李鸿章的无知。这时的日本议会中对外强硬论占主流。对那个超越政府、超越议会的大本营的性格,李鸿章更缺乏正确的理解。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只有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现在同日本掀起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他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淮系北洋军。北洋军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若受到损伤,必将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虽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敌也不少。如果他的地位动摇起来,就再也无法防御政敌的攻击了。很明显,政敌可能会高唱对日强硬的论调。
李鸿章这么一反往常,急于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敌的动向。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日本不打算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决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提案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在留兵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
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则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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