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有一个促使李显重新考虑的因素就是——指控李旦和太平公主参与政变的理由本来就很难成立。
众所周知,李旦和太平公主是拥立李显复位的功臣,神龙政变后,他们的政治待遇和威望都已达至人臣顶点,若说他们参与李重俊政变,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就算政变成功了,他们也不过是再当一回功臣而已,不可能得到比现在更大的利益;而一旦失败,他们便会丧失所有。在这样的利弊权衡之下,他们还会参与李重俊的政变吗?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若要强行将他们定罪,不仅不能让满朝文武和天下人信服,而且还有可能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拔刀相向。倘若真的逼得他们动手,那后果绝不会像李重俊政变那么简单,而极有可能是第二次神龙政变。
想到这里,李显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罢了罢了,还是谁也别玩火,大家相安无事的好。
随后,李显马上作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撤销了对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指控,宣布从此不再追究此事。
没能扳倒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韦后一党很不甘心。不过他们其实也很清楚,以他们目前的实力而言,要想把这两个功高望重的帝国大佬一举置于死地,似乎还欠些火候。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壮大实力。
为此,他们随即把矛头转向了时任右仆射兼中书令的魏元忠。
只有除掉此人,韦后一党才能彻底把持帝国的权力中枢。
魏元忠位居百官之首,按理说权力应该很大,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自从回朝复相的那天起,魏元忠就一直受到武三思一党的打压,表面上贵为首席宰相,实则根本无力制约武氏一党,以致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都对他颇为失望,认为他尸位素餐,不堪为百官表率。河南的一个低级官吏甚至专门写信骂他,并历数当今朝政十大阙失,说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魏元忠一边受到武党的打压,一边又被士人们在背后戳脊梁骨,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内心大为郁闷。直到李重俊政变爆发,武三思被杀,他才有了一种重见天日之感。
但是,这场政变也给魏元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他儿子死了。
李重俊发动政变时,魏元忠之子、太仆少卿魏升遭到胁迫,无端卷入其中,事后又被乱兵所杀,不仅死得稀里糊涂,而且还背上了一个“勾结逆党”的罪名。魏元忠悲愤难当,于是四处扬言:“元凶首恶已死,现在就算把我拿到油锅里炸了,我也死而无憾,只可惜太子英年早逝,死得太不值得!”
魏元忠这句话,既是在为太子鸣冤,又是在替自己的儿子叫屈,显然是“大逆不道”之言。中宗念在魏元忠是三朝元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东宫旧属,所以不予追究。然而,后党骨干宗楚客、纪处讷等人却死死抓住魏升参与政变的把柄,指控魏元忠与太子通谋,奏请中宗“夷其三族”。当然,李显马上否决了宗楚客等人的奏议。
虽然有皇帝保他,可魏元忠还是强烈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为了让自己的“三族”数百口人免遭灭顶之灾,魏元忠不得不主动递交了辞呈。
李显知道魏元忠老了,再把他留在朝中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没有挽留他,而是让他以特进(正二品散官)的官职致仕,并保留每月初一、十五两次进宫朝见的权利,算是给了他相当高的离休待遇。
首席宰相魏元忠一倒,后党的势力立刻崛起。
太子政变后不过两个月,宗楚客、纪处讷便同时拜相,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由于担心魏元忠卷土重来,宗楚客等人随后一再上奏中宗,一意要置魏元忠于死地。
率先出招的是刚刚被宗楚客提拔为御史中丞的姚廷筠。他在奏疏中说:“想当年,侯君集虽然是开国元勋,可当他谋反的时候,太宗向群臣求情想饶他不死,群臣坚决不同意,太宗也只好含泪将他处斩;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祐等人叛乱,虽是至亲,皆依国法处分。元忠功勋不及君集,身份不属国戚,儿子名列叛党,自该满门抄斩,把家宅夷为池沼!陛下仁慈,难免受其迷惑,故一再掩饰他的罪过。臣今日不惜触犯龙麟,忤逆圣意,实在是因为此事关系到社稷大业!”
姚廷筠的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李显无力反驳,只好退了一步,命大理寺收押魏元忠,随后贬为渠州(今四川渠县)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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