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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会永远爱贝里的，因为他教给了我人生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告诉我们“杰克逊五兄弟”将被载入史册，而且的确让他言中了。那些年里，摩城公司为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成为贝里亲自介绍给公众的乐队之一，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假如没有他，我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都感到摩城是我们的起点，他支持了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的根在那儿，我们都希望能留下来。我们感激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我不能不问：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对已经过去的事情会有什么影响？

作为一个艺术家，保持对生活和工作的自我控制至关重要。在过去，艺术家被人利用一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识到，只要一个人能坚持他（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不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他（她）就能避免被人利用。我们也许可以留在摩城，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乐队就该进博物馆了。

我知道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就按直觉行事；当我们决定找另一家公司来尝试一个新的开端时，我们赢了。这家公司就是：Epic。

我们为终于能表达出自己的感情，斩断束缚我们的绳索而感到轻松愉快，但杰梅恩要留在摩城的决定折磨着我们的心。他是贝里的女婿，他的处境要比我们的复杂的多。杰梅恩做事一向都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他觉得留下来比走掉更重要，这样，他离开了我们的乐队。

我清楚的记得他退队之后我们的第一次演出，这对我来说是异常痛苦的。自从我初上舞台——甚至自从我们在加里的起居室里排演节目——起，杰梅恩就一直拿着他的低音贝司站在我的左边。在他们的身边，我就感到有了依靠。而当我们第一次在没有他，没有他站在我身边的情况下演出时，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丝不挂的站在台上。我们唱得更加努力，以弥补因缺少了杰梅恩这位闪耀的明星造成的损失。我深深的记得那次演出，我们得到了三次持续不断的喝彩。我们的确卖力干了。

杰梅恩离开了我们的乐队之后，马龙得到了顶替他的机会，他在台上的表现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我弟弟兰迪正式接替了我敲小鼓的位置，成了乐队中的小不点儿。

杰梅恩刚离开我们的那段时间里，形势对我们来说更加复杂了，因为我们参加了一部再可笑不过的夏季的电视连续剧的拍摄。我们怎么那么笨，要答应参加那种演出？它的每一刻都让我讨厌。

我曾经很喜爱过去为“杰克逊五兄弟”制作的卡通片，我总是在星期六一大早就醒来说：“我是个卡通！”我讨厌去演这部电视剧是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的歌唱事业有害无益，我认为拍电视剧对一个歌唱家来说是最有害的事情。我总是说：“这将影响我们唱片的销售量。”可别人会说：“不，这对你们的唱片销量大有好处”。

他们完全错了。我们必须穿着可笑的服装去演那种愚蠢而俗气的东西来制造笑声，所有的一切全是那么做作。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掌握关于电视的任何知识。我们每天必须努力在截止时间以前赶出三个舞蹈，尼尔森测定法指示出的收视率一周又一周的左右着我们。我可是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这是一条死胡同。这种东西对你产生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每个星期你都在人们家庭中出现，人们开始感到对你过分熟悉了。你总是演这种愚蠢的喜剧来博取笑声，你的音乐就逐渐退步了，只能给别人做配乐。当你又想严肃起来，想捡起你已经丢掉的事业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你已经把自己暴露得太充分了。在人们心目中，你就是那种只能演一些疯疯傻傻的老一套喜剧的家伙，这个星期你还是圣诞老人，下个星期你就成了《灰姑娘》里的王子，再下个星期你又成了只兔子。这简直就是抽风。在事务中你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是个喜剧演员，也不想作节目主持人，我只是个音乐家。因此，当他们邀请我去做“格莱美”奖和美国音乐奖发奖仪式的主持人时，我拒绝了。如果我去了那儿，挤出几个没什么意思的笑话来引人发笑，仅仅因为我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么，当我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幽默的时候，这种事情还有什么意思呢？

记得拍完电视剧之后，我们在一个环形剧场中演出，那儿的舞台不旋转，因为假如它旋转的话，我们有时就会对着空座位演唱。从那次经历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成为一个拒绝和全国电视网续签下一季度合同的人。我对爸爸和兄弟们说，我觉得拍电视剧之前我就有许多疑虑，但别人都认为这将是一次非凡的经历，会对我们有很大好处，我们最后也就同意试一次。

电视所存在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塞到一个很小的时间范围里，你根本没有时间把事情做得很完美。时间表——排的满满的时间表控制了你的整个生活。如果你对什么东西不满意，你就只好忘掉它，去做下一项。我天生就对任何事情都追求至善至美，我喜欢把事情做到它们能达到的最佳境界。我希望当我把任何一样东西拿给别人听或者看时，自己能感觉到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我觉得我有负于观众的好意。在那个电视节目中，我们的布景破旧不堪，灯光时明时暗，甚至我跳的舞也显得急促慌乱。不过，这个节目多多少少还算是成功的。尼尔森公司的数据显示，有一个很流行的电视节目曾跟我们对抗，结果被我们击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确想留住我们，但我知道演那个节目是个错误。我们退出时，唱片的销售量已受到影响，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弥补损失，要是你感觉到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错误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管多么困难，也要立刻作出决断。

从那以后，我几乎没再演过电视。在我的记忆中，庆祝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特别节目演出是唯一的一次。贝里请求我出演这一节目，虽然我再三推辞，最后还是被他说服了，我告诉他我要演唱《比利·金》（Billie　Jean）虽然这是那次演出中唯一的一支非摩城歌曲，他还是很痛快的答应了。当时，《比利·金》是数一数二的好歌。我和我的兄弟们为演出做了认真的准备。我重视的是集体的合作，设计了表演动作，但我自己应该怎样来演《比利·金》，心里也是有数的。当我忙着张罗别的事情时，我感觉到《比利·金》的表演程序已经在我的脑海里自己形成了。我请人帮我买一顶或者借一顶黑色的软呢帽——间谍帽——在演出当天，我才把各个动作组合到一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当表演结束后我睁开眼睛时，看到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被他们热烈的反应淹没了。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好。

在从摩城到Epic的过渡中，我们唯一的“间歇”就是那次拍电视剧。电视剧还在录制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就听说Epic公司的肯尼·甘布尔和里昂·赫夫在为我们创作示范唱片。我们被告知，在电视节目演完后，我们将去费城录制唱片。

兰迪现在已经是“杰克逊五兄弟”的一员了，如果有谁在我们转换录音公司过程中得到的最多，那就属他了。可是，虽然他终于成了我们的一员，但我们已经不再是人们熟知的“杰克逊五兄弟”了。摩城公司说，这个乐队的名字是他们公司注册过的商标，我们既然离开了，就不能再用它了。当然，这是公事公办，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称自己的乐队为“杰克逊家族乐队”

当我们和Epic公司的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爸爸见到了费城来的几个伙计。我们一直很欣赏甘布尔和赫夫监制的唱片，比如像欧杰伊乐队的《背后捅刀子的人》（Backstabbers）。哈罗德·梅尔文的《假如你现在还不了解我》（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三音阶”乐队的《何日再相聚》（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和描写特迪·彭德格拉斯的《蓝色的音符》，以及其他一些走红的唱片。他们对爸爸说他们一直再留心观察我们，还说他们不会干涉我们演唱的自由。爸爸提出来在新的集子中要有一两首我们自己的歌，他们保证要公平的对待它们。

我们和肯尼、利昂以及他们那个班子里的其他人，包括利昂·麦克法登和约翰·怀特黑德都谈过话。一九七九年制作《无可阻挡》（Aint　No　StoppinUs　Now）的时候，他们显示了各自的才能。德克斯特·万泽尔也是这个班子的一名成员。肯尼·甘布尔和利昂·赫夫是杰出的职业音乐家；实际上，我曾得到机会观察了他们创作歌曲的过程，这些歌曲是他们要介绍给我们的。这对我创作流行歌曲很有帮助。仅仅是看甘布尔一边演唱，赫夫一边用钢琴为他伴奏就使我在对歌曲的剖析方面获得莫大的收获。肯尼·甘布尔是旋律方面的专家，观察他创作，使我对歌曲的旋律更加注意。我喜欢观察，喜欢像只鹰一样蹲坐在那儿，观察他的每一个决定，倾听每个小节乐曲。有时，他们去我们住的旅馆，为我们演唱足够出版一本专辑的那么多歌曲。这就是他们为我们的专辑选择的歌曲并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方式——除了两首我们自己写的歌之外。这样被照顾真使我们受宠若惊。

在拍摄间歇，我们已经在家录制了一些示范唱片，但我们决定等待他们那些。我们并没有刀架在脖子上那种紧迫感。我们知道费城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歌曲，因此，我们想以后再让他们为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大吃一惊。

我们的两首歌，《远去的布鲁斯》（Blues　Away）和《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在当时是“绝密”的，因为我们太为他们感到自豪了。《生活方式》是蒂托创作的供跳舞用的歌曲，它还保持了《跳舞机器》中那种适于在夜总会演唱的模式，但比起摩城公司的创作方式来，我们把它变得更紧凑，更流畅了一些。

远去的布鲁斯》是我最早的创作歌曲之一。虽然我不再唱它了，但这并不说明听到它我会难堪。如果我在每次录制完唱片之后又讨厌它们，我就干不下这行了。《远去的布鲁斯》是一首关于如何战胜低沉情绪的轻松的歌曲，在歌中，我沿用了杰基·威尔逊在《孤独的泪水》一歌里的演唱方法，即通过外在的欢笑来平息内心的波澜。

当我们看到我们“杰克逊家族乐队”这个名字为Epic录制的第一张唱片的封面时，都吃惊的发现我们竟长得如此相像，就连蒂托也显得很削瘦，那时，我留着像树冠一样的蓬松发型，所以我猜想，我并不特别显眼。当我们演唱自己的新歌，如《尽情享受》（Enjoy　Yourself）和《指点迷津》（Show　You　the　Way　Go）时，人们看到我仍然站在左边第二位，站得稍微靠前；兰迪在最右边，那儿过去是蒂托的位置。蒂托挪到过去杰梅恩的位置上。正像我前面提到过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变化，当然，这一点儿也不能责怪蒂托。

前面提到的那两首歌是很有趣的：《尽情享受》特别适合于跳舞，我非常喜欢它那节奏感很强的吉他声和小号声，这是一张第一流的单曲但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更偏向于《指点迷津》这支歌，因为它体现了Epic公司对我们演唱的高度评价。它是当时我们创作得最好的一支歌，我们为之欣喜若狂。我非常喜欢那顶高帽子和那些如鸟翅一般在我们周围飘舞的彩带。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这首歌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一首名叫《一起生活》（Living　Together）的歌里，我们对自己的情形作了某种暗示，尽管我们不可能详细的说明自己的处境。这是肯尼和利昂为我们精心选择的歌曲，“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有一个家，那样的时光将会多么美好，我们真是相见恨晚。”我们仍用了飞舞飘扬的彩带作陪衬，就像我们演唱《背后捅刀子的人》时一样，“杰克逊家族乐队”的风格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甘布尔和赫夫已经为我们的另一本专辑写好了足够的歌曲，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他们竭尽全力工作的同时，我们正逐渐失去我们自己。我们为能加入费城的这个大家庭而感到荣幸，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我们决定要去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又回到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又一次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工作的原因所在。

我们在Epic公司录制的第二本专辑《采风》（Going　Places）与第一张不同，其中含义深刻的歌曲要更多些，而适于跳舞的歌曲少了。我们觉得用音乐来推动和平事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这个集子又重蹈了过去欧杰伊乐队的《爱之训练》（Love　Train）覆辙，并没有体现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在《风采》中没有特别成功的流行歌曲，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使得《不同的女性》（Different　Kind　of　Lady）这首歌显得尤为突出。这首歌在第一面的中间，前后有甘布尔和赫夫的歌夹着，它就像一团火焰一样，格外夺目。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和老朋友鲍比·泰勒一起制作唱片样本时，我们就在寻觅这种感觉。肯尼和利昂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为蛋糕裹上一层糖衣，但烤焙工作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的。

《采风》上市以后，爸爸让我陪他去见罗恩·亚历克森伯格。是罗恩把我们介绍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他的确很信任我们。我们想让他相信，我们现在正准备自己创作自己的音乐。我们感觉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知道我们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索性开门见山，告诉他我们一直想让鲍比·泰勒和我们一起工作。鲍比这些年来一直和我们很接近，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我们的好制作者，而Epic公司则主张由甘布尔和赫夫主持这项工作，因为他们有过显赫的成绩。但是，也许他们不是好骑手，也许我们不是适于他们骑乘的马，因为尽管我们干得不错，但我们唱片的销售量降了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恪守职业道德。

亚历克森伯格先生当然和不少演员打过交道，但是，在我们相互讲诉自己的身世的时候，我确认，在他那些商界的朋友之中；从我们的角度看，他只算得上个打了折扣的音乐家。在音乐的商业方面，我跟爸爸总是步调一致的，创作音乐的人和卖唱片的人并不是天敌。我像一个古典音乐家一样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是希望自己能赢得最广泛的观众，而制作、出版唱片的人关心他们的歌手，是希望唱片能获得最大销售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们告诉亚历克森伯格先生，Epic公司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我们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们有资格这么说。

当我们离开那座名叫“黑色岩石”的摩天大楼时，我和爸爸都没怎么说话。回旅馆的一路上，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直很沉默。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无需赘言，我们的整个生活已经被卷入那简单而严峻的抗争中，尽管这种抗争是文明的，是光明磊落的。几年后，当罗恩·亚历克森伯格记起那一天来时，可能会发出感慨的微笑吧。

参加那次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公司总部的会谈时，我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我就挑起了如此沉重的担子。在商业问题上，在决定一些创作问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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