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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想汇报（第1页）

1948年冬天的昆明，阳光依旧温暖到蚀人骨头，空气中弥漫着颓废末日之气。在抗战最艰难时期也是大后方的昆明，眼下依然是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懒洋洋的艳俗模样。东北战场上的炮声已经平息下来了，按官方报纸的说法，几十万国军已经“顺利转进”。但是连兵团司令、剿总司令、中将军长、少将师长都俘的俘、死的死，逃的逃，他们的部队又能“转进”到哪里去呢？负责坚守长春的60军大多是云南的子弟兵，他们曾经有血战台儿庄的光荣，又有抗战胜利后出国到越南去受降接防的荣耀，然后又稀里糊涂地被调派到东北战场。昆明一些60军的军官太太已经穿起了丧服，哀号之声不时从大街小巷传来。《中央日报》上不断报道的国军“顺利转进”的消息对后方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报丧。林彪的百万虎狼之师即将入关，国军从东北“转进”到华北，又从华北“转进”到中原——徐蚌会战已经打响了，连不懂军事一身鸡屎臭的老倌都知道国军还将继续“转进”，“转进”到长江以南，“转进”到大海的边上。现在人们拿到报纸的感受和四年前可谓天壤之别，那时国军的远征军在美军“飞虎队”的援助下，在滇西大举进攻，把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一直将他们赶出国门。在那难得的扬眉吐气的岁月，人们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是天天都看到国军在“转进”，天天眉头都舒展不下来。丧事仿佛不是一家在办，或者一座城市在办，而是一个国家都在哀痛沮丧之中。以至于街头报摊上刚拿到报纸看了一眼标题的人，会长长叹一口气：

“莫非这共匪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打仗还厉害？还越剿越多？”

“他们是匪嘛。”一个蹲在报摊边的屋檐下烤太阳的老倌说，“你不晓得‘匪’字是个半边框，封了三方还有一方，老天本来就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的。自古以来，有官就有匪嘛。”

“老人家，自古还汉贼不两立。共匪来了有你的好？”那个买报的人说。

暮气沉沉的老倌怀里抱着胳膊粗的水烟筒，瞥了那人一眼，“哪个来了我都在这里烤太阳。”昆明是高原城市，冬天太阳火辣，像个大火炉高高地悬在头顶上，抵半件棉袄。因此人们把晒太阳说成烤太阳。

他把一望无牙的嘴凑上去，呼噜呼噜地吸上几口，烟从嘴里吐出来，把老爹的头罩住，还有些余烟从烟筒口缓缓飘出，像刚打了一炮的迫击炮炮口。这时他身后有个老太太从昏暗的屋子走出来，“死老倌，太阳走了，还不赶紧。”老爹这才慢慢挪起身子，他身后的老太太搬起老爹屁股下的小凳子，送到阳光下。老爹便再舒适地坐下，苍老的目光望着变化万端的街景，好像大街上那些熙来攘往的穿军装的、穿长衫马褂的、穿旗袍的、穿中山装的、穿学生装的，或者衣不蔽体的人们并不存在；东北战场、徐蚌会战也不存在，有老太太帮他挪凳子“转进”，他就可以舒适地烤自己的太阳。

世道轮替，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就像日升月落。昆明的普通人似乎就像那个喜好烤太阳过日子的老倌那样，哪个党来了，他都照烤自己的太阳。送水的牛车摇摇晃晃地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街上，仿佛走了一个世纪，并且还将再走一个世纪。大街上让人稍感有些生气的倒是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他们两脚翻飞，穿梭于大街小巷，在人多的地方，车夫会高喊一声：“招呼，粪抹着！”行人以为挑粪桶的乡下人来了，忙避之不及。转眼看到黄包车风一样地从身边驰过，嘴痒的会不轻不重地回骂一句：“小狗日的，奔死。”要是看到车上坐的是一个穿艳俗旗袍的女士，开衩的地方露出玻璃丝袜包裹着的浑圆小腿，难免也会来一句：“小烂屎，吊膀子日屁股也不消这份急。”

那天有一个爱耍嘴皮子的小混混刚这样脱口骂出来，转眼黄包车停下来，从旗袍女士身边走下一个身穿藏青色挺括中山装、戴礼帽、手持文明杖，长得很结实的汉子，眼光刀锋一样地逼过去。“你嚷些哪样？”汉子两步就抢到那人身前。那多嘴的路人知道遇到了个厉害角色，转身想跑，却被人家一把拽住衣襟，好像还没有怎么使力就将他提溜了起来，然后轻松地就给蹾在地上。这种人其实不用掂量就知道是吸鸦片的。街对面正有一个穿布鞋扎绑腿的警察，拿一根打狗棍，看戏似的站成一根木桩样。中山装男人对他招招手，警察赶忙就跑过来了。“送他去这个地方。”中山装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皮本本来，在警察面前晃了晃。警察一看，忙又是点头又是敬礼，还不忘朝脚下那货踹一脚。这家伙知道今天是惹到歪人了，竟冲中山装男人磕起头来，“长官长官，我是烂屎。我是烂屎。咯要得吗？”

中山装男人转身就走了，连鄙夷的目光都懒得施舍。那自认是烂屎的家伙还不明就里，问警察：“你要送我去哪里吗？”警察笑眯眯地说：“恭喜你啊！你要去穿二尺半了，省得成天在街头惹是生非的。”

身后传来呼天抢地的喊叫声，中山装男人好像早就听腻了，他头也没回，上了黄包车。车上那穿旗袍的女子嗔怪道：“什么人啊，犯得着钱特派员费那个神？”

“我一不小心又干上了老本行，为党国的前线送了一个烟鬼。”叫钱特派员的一本正经地说。

旗袍女人撇了撇嘴：“这种人还能打仗？”

“嘿嘿，他即便不能为党国打仗，至少也可以在军队里戒掉烟瘾嘛。”

“难怪你们打不了胜仗。”女人嘀咕道。

钱特派员望着身边满脸浓厚脂粉的女人，认真地说：“胜仗？你们这些演戏的都不多排演些鼓舞国民士气的戏，前线的士兵哪有信心打胜仗？”

女人嘴角起了一丝嘲讽，“哎呀，原来东北战场是我们这些戏子打输的啊。”

钱特派员咬紧了牙帮，尽量往女人那张粉脸凑近，“尽管你是一个女人，是个搞艺术的，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战争是大家的，就像党国是我们大家的一样，不分你们我们。”

女人的优势在于她们可以依仗自己那张漂亮脸蛋，说一些不给人面子的话。“那可不一定，”旗袍女子往一边挪了挪身子，“我们饿肚子的时候，党国可没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们肚子饿时，难道就没有想想，自己是否跟党国站在一起？舒菲菲同志。”

女人干脆撒起娇来了，“讨厌。谁跟你们是同志？别到处拉垫背的。”

“不是垫背不垫背的问题啊小姐，覆巢之下，你们还想演戏？还想搞艺术？”

云南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是迎春剧艺社专门请来审看新排演的剧目《阿Q正传》的，赵迅和他很熟，他称赵迅为“迅兄”，也经常应邀参加昆明话剧界和文学界的“雅聚”。自他来到昆明后，他比市党部宣传部那些只会对文艺界打官腔的家伙好说话多了，而且，他看上去更善解人意，更像一个专业人士。不过，官员就是官员，你得随时把他们抬到令其舒服的位置。舒菲菲在《阿Q正传》里没有担任主要角色，赵迅就让她亲自上门去请。那时一出话剧能在市面上顺利上演，得经过三关：场地关、资金关、审查关。许多剧目前两关顺利解决了，却在审查上折了跟斗。不过，在和官场周旋方面，一个话剧导演手上总有很多牌可打。

钱基瑞见到赵迅就拱手作揖道：“迅兄，又要发财啦？”

赵迅忙说：“发财不敢当，还需钱特派员多多提携。”

“听说上一出《野玫瑰》你们可赚了一根金条。”

赵迅笑笑，“刚刚把剧社借的高利贷偿还清了而已。你啥时候见到过演话剧的成了富翁？特派员，这边请。”

他们来到导演间，赵迅说演员们在化妆间准备了，马上就可以为特派员专演一幕供审看，然后毕恭毕敬地呈上自己花了三个月才改出来的剧本，钱特派员翻了翻，沉吟半晌才说：“怎么又是鲁迅？”

赵迅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我……我们喜欢鲁迅啊。”

“迅兄啊，作为一个搞文艺的人，仅是你们喜欢是不够的。”钱特派员像一个长者似的说，然后他话锋一转，“你们说，鲁迅本来姓什么？”

赵迅回答说：“姓周。”

钱特派员嘲讽道：“我看他姓共，共产党的共。”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知道，他一直在领共匪的薪水，死了都在领。因为共匪至今还在享受他的红利。你们这些演戏的、写文章的，还处处把他奉为祖师爷。他可是喝了日本人的东洋墨水才跟政府过不去的呢。”

赵迅把身子往前挺了出去，“特派员说这话可有凭有据？”

赵迅身旁的舒菲菲忙一把拉住他，“特派员说笑呢。鲁迅本来也只是一个笔名嘛。他有一天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鲁；再一天又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共，就像钱特派员说的那样。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没有活到那一天。说不准哪一天他高兴或者不高兴了，他还会让自己姓党国哩。人家是大作家嘛，想让自己姓哪样就姓哪样。是不是嘛，特派员？我们管他姓哪样名字，我们只是演他的小说改编的戏而已嘛。”舒菲菲说到最后都开始嗲声嗲气起来了，连赵迅听了都起鸡皮疙瘩。

但钱特派员可不吃这一套，他依然公事公办地说：“在当今戡乱时期，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上演《阿Q正传》这样的剧目，合适吗？这对振奋民心有多大好处呢？难道我们指望阿Q这样的人上前线吗？难道你们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能起到鼓舞前线将士士气的作用吗？士兵都像阿Q那样，打了败仗还说是儿子战胜了老子，这……这个，前方将士，何以杀敌？后方民众，又何以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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