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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甜的东西。

后来，每当我坐在火车上，看到山沟里住着孤零零的一两户人家时，总会想：假如父母没有搬离那山沟，假如我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那么，我将会有怎样一番命运？不用说，我肯定跟姐姐一样，不能读书，只能成为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顶多在城里找个男人。因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改变命运的资本。

所以，我非常感谢父母把我们带出了大山。

在野兽出没的小兴安岭

度过苦难童年

荒无人烟风雪弥漫的山路上，留下一串串孤零零的小脚印，也留下一个孩子无助的哭声。坏人、野猪、狼、永无尽头的山路，对一个十岁女孩儿来说，意味着什么？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三十一节（1）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我这个一直渴望到城里找婆家的山里孩子，终于来到冰天雪地到处都飘散着烧饼和油条味儿的北方城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我这双被大山封闭了九年、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眼睛，第一次看到山外世界，第一次看到我日夜梦想的“城里”……

一连好多天，我看什么都觉得新奇，都觉得不可思议，看到又明又亮的电灯，心想，这灯为啥不用点火就能放光呢？偶尔看到马路上跑过一辆屁股后冒着白烟的“铁车”，更觉得奇怪，它怎么不用马拉就能跑得飞快呢？我和侄女傻乎乎地追在汽车后面，争抢着闻那汽油味儿，觉得那汽油味儿特好闻……

佳木斯的小城不大，地理位置很好，北临松花江，南靠小南山。松花江一直通往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当年日本侵占东北时，一直称它是“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佳木斯”。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为抗战的“东北小延安”。张闻天、林枫等许多党政要人和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工作过。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夫妇就是在这里病逝的。当然这都是后来知道的。

我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一时没地方住，临时住进一座破庙里。一天晚间，不知什么原因，全家十几口人都口吐白沫、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后来，我家离开破庙，搬进光复路东昌酱园附近的一幢平房，是哥哥新上班的工厂给的。我和侄女天天跑到附近的西林公园打滑梯，荡秋千，翻杠子，玩得特别开心。这年夏天，我和大侄女一起走进了佳木斯第三小学读一年级。

当我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放学回来，却经常发现，父亲坐在门槛上呆呆地望着马路上的过往行人，两眼空洞洞的毫无内容，连从前那种怨气都没有了。我问父亲看啥呢，他从不回答，只是呆呆地坐着。

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一辈子渴望走出山沟过体面人的日子。可是，当他面对喧嚣而陌生的城市，却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与失落。哥哥和三姐都进工厂当了工人，父亲却无事可做。他在封闭的山沟里生活了几十年，他的思维，他的行为和习惯，都无法适应这里的一切。他不能像哥哥那样找一份工作，一是年岁大了，二是有“历史”问题，而哥哥一个人又养活不了这十几口之家。

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又听到了那种神秘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忙睁开眼睛，发现屋里很暗，窗帘用牛皮纸挡得严严的，没点电灯，只点着一支蜡烛，蜡烛上还罩着纸筒。只见父母坐在地上的饭桌前，双手擎着从老家带来的那只小锣，母亲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只听父亲压着极低的声音，又跟那个无影无踪的神秘老太说着什么，开始听不太清，后来终于听清了。

“狐老太太，好久没给您上香上供了，请您别挑理，没法子……今天有件事求您帮忙，我打算离开佳木斯到小兴安岭山区去开荒种地……”

一听要离开佳木斯，我立刻瞪大眼睛盯着那小锣，心想：“小锣啊小锣，你可别画圈啊！我求你了，你可千万打杠子啊！我可不想离开这里……”我死死地盯着小锣，只见它缓缓地移动起来……天哪！它又开始画圈了。该死的小锣，你怎么又瞎画圈啊？当初你画圈说二姐的病能好呢，她哪好了？都怨你瞎画圈！

我心里愤愤地骂着，忽然又听到父亲用极小的声音问道：“狐老太太，我再问您一件事。二丫头总守在我们身边也不是回事，我打算给她找个婆家……”

一听说要给二姐找婆家，我急忙瞅一眼睡在我身边的二姐……

这天傍晚，我放学回来，看到一帮孩子正冲我二姐喊着一套顺口溜，那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一首童谣改编的：“咪嘟嘟发咪来，罗锅罗锅真可爱！上街去买菜，跌个跟头起不来！活该活该真活该，谁让你长个罗锅

来……”

我急忙冲着那帮孩子大喊：“不许你们喊我二姐罗锅！我二姐不是罗锅，你们才是罗锅呢！”我最受不了别人嘲弄二姐，谁要喊她罗锅我就想跟谁拼命。

“罗锅！罗锅！气死你！气死你！”那帮孩子喊得更欢了。

我冲他们奔过去，一个男孩上来给我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了。二姐急忙把我拽进屋去，却遭到父亲的一顿臭骂：“败家的孩子，你越学越出息了，还学会打架了你！我看你是短揍了！”

二姐忙把我拽到哥嫂屋里，一边给我擦着鼻血，一边说：“管他们干啥？让他们喊去，二姐本来就是罗锅嘛。”

“不嘛！我不许他们喊，他们才是罗锅呢！”我哭喊道。

后来每当看到罗锅或残疾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怜的二姐，心里总会生出许多怜悯。

此刻，我看到二姐闭着眼睛躺在枕头上，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抖……

不一会儿，筷子又咯吱咯吱地画起圈来，我急忙又瞅二姐，只见二姐满脸是泪。我小声叫了一声“二姐……”二姐急忙用被子蒙住了脑袋。

我忍不住哭起来：“妈，别给二姐找婆家，二姐都哭了！我再也不跟那些孩子打架了。爸妈，我求你们了……”

一听我醒了，母亲急忙吹灭了蜡烛。

第二天，二姐哭着央求母亲，说她不想嫁人，别给她找婆家。

回想起来，那副锣筷主宰了我们家几十年，我家的许多大事小情，包括几个哥哥姐姐的婚事，都是由那副锣筷“说了算”。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对好多问题的认识都是蒙昧无知的，自己主宰不了自己，所以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想象中的神灵掌握。但我一直弄不明白，那副锣筷为什么会画圈，为什么会打杠子……后来，我把这一个情节写进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书中。

那副神秘的锣筷又一次主宰了我和父母的命运——

1954年夏天，我极不情愿地跟随父母离开了佳木斯，来到伊春市南岔镇的小兴安岭山区。于是，我从辽宁开原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又来到了更原始、更蛮荒的小兴安岭山区，在那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父亲选择的落脚之地又是一个山沟，三面环山，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出了山口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山沟里稀稀拉拉地住着几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据说都是有问题跑来“避风”的。

1999年春，我在伊春市文联主席葛维举先生的陪同下，第一次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四十多年的变化很大，从前的大草甸子消失了，变成了庄稼地；原始森林被砍光了，只剩下矮趴趴的灌木丛；原来的湍湍小溪变成了枯水河沟。但跟从前一样，山沟里只有十几幢破草房，而且仍然没有通电。

2000年夏天，葛维举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经过他的努力，这里终于通电了。

可想而知，五十年代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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