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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1页）

1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现在人们到北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可惜已经劝不住了。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因此，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会有几个东方人。

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只觉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窝棚外面。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赶快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然后，朝南，心里说一句：我走完了。

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啣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为观众”，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或唧唧哝哝。

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2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在《千年一叹》自序里说过，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忧。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省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Kojeve）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釆访我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翁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忧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378-381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之中。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比较清醒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便及时地指出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的冲突就要开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军事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对峙，预计到历史即将会冲刷掉表象显露出本质，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对别种文明不屑一顾。只可惜他过于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场，把刚刚剥离出来的文明课题又转化成了政治课题。然而纵然如此，多数西方文化人也没有听从亨廷顿的告诫，继续对别的文明不屑一顾又武断揣测。最可笑的例子是，他们总是以幻想的方式来断言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欲望，以及即将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殊不知中华文明虽然弊病多多，却因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独独没有这种欲望，连远航万里的郑和也压根儿没往那条路上想。对于被亨廷顿列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无知，更不待说对于其他文明了。

3

漠然于空间也必然漠然于时间，这个关系，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已经说清楚。那么，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琐碎、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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