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政治上,尽管与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并称五代,但后晋却是唯一一个不完全主权国家。
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遭受了政治上的先天阉割:
秉承着“当孙子就要一当到底”的原则,石敬瑭从太原城下一直到登基之后,对契丹之谦恭一刻未曾弱化。
凡上书与耶律德光,必是以“儿”开头,每逢契丹使者前来宣诏,贵为皇帝的石敬瑭都要跪地拜受诏敕,丝毫没有思想包袱。
哪怕是契丹使者无礼骄横、横加斥责,后晋自石敬瑭以下也都是卑躬屈膝、竭力讨好。
如果上述行为只是面子上有损,那么契丹对后晋重要人事问题的插手,则赤裸裸的体现了后晋政治上的残缺:
当时太原之战取得胜利,耶律德光要率契丹军主力北返,并留下部分兵力随石敬瑭南下攻占中原。
而石敬瑭在临出发前,特意向耶律德光请示留下何人驻守大本营太原。
耶律德光让石敬瑭把所有的儿子全部叫来,最终凭感官指定了石敬瑭养子石重贵。
纵然石敬瑭有亲子在,也只得按照“父皇”之命,将全部家底留给养子照看。
再有,石敬瑭筹划投靠契丹之时,属下臣子桑维翰曾极力支持、多方筹划,并多次出使契丹为石敬瑭求援。
关键时刻,他甚至自旦至暮的跪在耶律德光帐前,哀声哭泣,并代表石敬瑭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父皇之欢心”的豪言壮语…
(慈禧听了都得喊声“英雄所见略同”…)
耶律德光大为惊奇,随后以“忠心”为由,指示石敬瑭任命桑维翰为宰相。
桑维翰后来两次为相,权倾朝野,地位之稳固比石敬瑭都不遑多让。
后晋不仅在政治上面临颓势、军事上处于被动,就连财政上都被契丹彻底吸干。
按照约定,后晋每年需要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
尽管数量不菲,但比起写在合同里的明码标价,契丹没有标准和限度的“勒索”才真正让人绝望。
一年之中,契丹使者要来数次,每次耀武扬威、吃饱喝足一番后,都要带着长长的车队回国,那自然是儿子石敬瑭对父皇的孝敬。
此外,贵为礼仪之邦、一国皇帝的石敬瑭还带头践行孝道,每逢“三节两寿”之际,无需暗示便早早的备好重礼送达北方。
本就连年战乱、国库空虚的中原政权,怎能支持这般海量输出…
经年累月,不仅百姓日益贫苦,就连国家建设也因为财政困难导致转圜空间越来越小,国事再难有起色。
更甚者,石敬瑭还开始了破罐破摔:此前十分节俭的他,却在当上了屈辱的儿皇帝变得异常奢侈。
因嫌弃洛阳殿宇破旧,他在登基后不久将国都迁至开封,并大兴土木,用大量的黄金、美玉和珠宝装饰宫殿。
(而洛阳城也就此结束了五代时期短暂的都城生涯,开封取而代之成为了今后三百年中原政权的首都。)
石敬瑭突破底线的卖国屈膝,对内带来的更大危害,则是臣子对皇权的轻贱和国家秩序的崩塌:
担任魏博节度使的范延光和成德节度使的安重荣,因不满投降契丹的政策,先后两次反叛…
刘知远,历任担任邺都(魏博)留守兼管禁军、北京(太原)留守兼河东节度使,能主政后晋的龙兴之地,足以看出其在后晋政权中的咖位和分量。
然而,其时贵为国之重臣的刘知远,最早就只是李嗣源麾下的一名低阶大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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