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行业最为艰难的时期,凡是涉煤企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
产能过剩,销售价格倒挂,全行业亏损,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严重。大批国营煤炭生产企业停产限产,上百万煤矿工人下岗待业。
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煤炭主产区,都是一种凄风惨雨的景象。
我叫林子龙,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在古城矿务局榆树坪煤矿行政科当科长。
古城县地处黄河之滨,是河西省最大的煤炭基地,古城矿务局是煤炭部直属的的特大型国企。矿区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职工家属有十多万人。
榆树坪矿是古城矿务局最大的生产矿井,设计规模大,投产时间短,装备水平先进,当时号称全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煤矿。
一九九四年的元旦刚过,正在上班的我,被矿长杨树林一个电话招到他的办公室。
杨树林是矿上的一把手,他是七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从榆树坪矿筹建初期就一直在这里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
杨矿长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职场指路人。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用鹰隼般凌厉的目光,盯着气喘吁吁的我,劈头盖脸地说,我想让你去修造厂当厂长,你愿不愿意去?
领导这句话,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一时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着我一脸懵逼,不知所措的样子,杨树林叹了口气,示意我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心平气和地给我做起了思想工作。
慢声细语地和下属说话,这种情况对性格暴躁,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的杨树林来说很少见,说明这件事很棘手。
杨矿长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修造厂又亏了好几十万,是全矿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中亏损最多的。
上任不到半年的厂长王麻子是个怂货,半个月前,被厂里几个东北老娘们威胁,说再不发工资,就要当着全厂职工的面,扒了他的裤子。
王麻子被吓着了,想当缩头乌龟,在辞职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竟然直接撂了挑子,躲到矿务局总医院住院去了,说是职业病复发,连床都下不了。
杨树林深深他吸了口烟,接着说,修造厂有将近二百人,现在就像一群没有王的马蜂,随时都有可能闹出一些大动静出来,影响矿区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他说的很慢,语气也很沉重,我能体会到领导此刻的无奈和忧心忡忡。
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发生了群体事件,肯定要被追责。
到了那个时候,上级不会考虑事件的起因缘由,也不会接受你的辩解和申诉,最常见的处理办法是,先摘掉主要领导头上的帽子,以示重视和果断,力求迅速平息沸腾的民怨,在最短的时间里,阻止事态的蔓延扩散。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没有哪个国企的领导干部,在事关稳定的问题上,敢存侥幸心理,敢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
作为矿上的中层干部,我当然了解修造厂的情况,也知道组织部高部长他们元旦前几天忙得团团转,走马灯似地约谈了十几个干部,有机关的科长副科长,也有基层区队的队长书记,给修造厂物色新厂长的人选。
我听说,高部长的忙碌好像没有结果。
被约谈者都心知肚明,修造厂是全矿最烂的单位,没有之一。但凡思维正常,脑子没被门板夹过的人,没有谁愿意趟这潭浑水,就算矿领导和组织部门祭出了升职晋级的利器,被约谈者也没有一个人动心。
我是矿上最年轻的科长,资历尚浅,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生产单位工作的经历,不可能出现在修造厂厂长候选人员名单中。
这是矿机关干部们的共识,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此时此刻,坐在杨树林对面,我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真切切地摆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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