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不吃!”我烦躁地把花生打落在地,“你们刚才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救我?”我质问。
小网走过来。我说:“都怪你,怪你!你让我围着树绕,我绕了,结果被抓住了。”
她叹了口气说:“那也得看该绕不该绕啊!”
我说:“你赔我妈妈。”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其实你妈妈没事的。他把家里大人名字记了去,是打算秋后罚款。你们过些日子就回北京去了,他到哪里去罚你妈?”
我说:“要是我家还没走,他就来罚钱,可咋办?”
小网极有把握地说:“不会的。平日里大伙儿都没有钱,他可罚得到什么?”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网把兜里的花生掏给我,说:“就着熟地瓜干吃,有肉味。”
我吃了一口嫩嫩的花生果,满嘴冒白浆,又赶紧往舌头上搁了一块小网给我的熟地瓜干。我确实品出了一种奇异的味道,但我敢用我五岁的全部经历打赌:肉绝对不是这个味儿。
她们离肉已经太远,肉在记忆的无数次咀嚼中变质。
“好吃吗?”女孩们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不好吃!”我响亮地回答。
我看见小网深深地低了头。那块地瓜干是她好不容易才从家里偷出来的。
面对稿纸,我对那时的我仇恨刻骨。儿童的直率有时是很残忍的东西。有一天,小网对我说:“我要上学去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对妈妈说:“我也要上学。”妈妈说:“你才五岁,上的什么学?再说,咱们马上就要回北京。”
我说:“我要上学。”
妈妈只好领着我去学校,除学费之外,多交了几块钱,说请费心,权当是幼儿园了。
教室里总共有三块木头。两块钉在地里当桩,一块横在上面做桌面。每人从家里带个蒲团,就是椅子了。
结论三:女作家的个人感情经历多曲折跌宕,婚姻爱情多充满悲剧意义。她们的作品就是她们的心灵史。
在大约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似乎没有记住一个汉字,好像也没有学会任何一道算术题。在记忆深处蛰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学会了一首歌,就是“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一是小网的学习非常好,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表扬她。
有一天,小网把我拉到一旁,愧疚地对我说:“以前我把你说错了。”
我大为好奇,说:“什么错了?”
小网说:“你看。”说着,把书翻到了很后面的一张。
我大惊失色,说:“这还没有学呢,你就能认了?”
她说:“也不全能,凑合着看吧。不说字了,咱看画。”
我说:“画怎么啦?没什么呀!”
她说:“你看那房子,双层的。这就是你说的楼吧。你比我小,可你见得比我多。我以后也要到外面去。”
后来,我回北京了。有时见到楼房,就会想到小网。轮到妈妈给老家写信时,我就说:“问问小网。”妈妈说:“小网好着呢,问一回也就得了吧,怎么老问?信是你姥姥托人写的,人家可不知道什么小网!”
等我自己学会写信了,我就给小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我到同学家里看了电视……(那是1964年的事,电子管的电视还很稀罕。)妈妈看到了我的信,说:“你跟人家说这个干什么?小网能知道什么是电视吗?你这不是显摆吗?”
我想,小网一定是愿意知道电视的事情的。我绝没有显摆的意思,只是想把最新奇的事情告诉小网。不让写这些,我又写些什么?
我把信撕了。
后来,老家的人来信说,小网结婚了。嫁给一个东北人,到寒冷的关外去了。人们说,小网黑是黑,可是中看。要是一般人,还嫁不出去呢!后来听说她回过家,拉扯着一溜儿的孩子,右胳膊让碾机给铰断了,只剩下左手。大伙说,别看小网一只手,比两只手的媳妇能干。一只手能转着圈地擀饺子皮。有好事者说:“一只手能包饺子俺信,可怎么擀皮?”人们偷偷地说:“小网包饺子的时候,把案板搁炕上。人站在地上,歪着头,用下巴颏儿压着面剂子,一只手擀得飞快。只是她包饺子的时候不让人看,觉得自己那时候不美。”
我写下了论文的最后一条结论:
迄今为止,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群体中,尚没有一位是来自最广阔原野的农村女性。同当代青年男作家结构构成相比,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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