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儒家文化在党项部落居于支配地位,但党项族的社会航船究竟驶向何方,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种争论在党项族贵族内部持续了几十年。在元昊还是太子时,就对他父亲依附宋朝的策略不以为然,主张背宋自立,与宋辽争霸天下。而李德明则主张维护与宋朝早已形成的贡赐制度。因此,在其父李德明死后,元昊一继位,就立即改变了父亲的亲宋政策,主张“沿武重法”,以达到“为帝图皇”的目的。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以唤醒党项族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识。
如果说,李继迁保持了党项族的独立和政权割据的话,那么,元昊则为西夏国的建立和强盛做好了一切必要的物质和心理准备。
首先,他下达秃发令,即恢复党项族原有的传统发式,禁止以汉人风俗结发。他自己则身体力行,首先自秃其发,为民榜样,限境内民众三日内必须秃发,否则格杀勿论;废除唐宋朝廷所赐的李姓和赵姓,恢复党项姓“嵬名氏”。废宋朝所封西平王称号,自称“兀卒”,“兀卒”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表示和赵宋皇帝所称“黄天子”相对等,二者为兄弟之帮,抗衡之意相当明显。去除宋朝明道年号,自建年号显道,后屡有更改。1034年,改年号为开运、广运;1036年,又改为大庆等。
其次,改变服饰,以白色、紫色和青绿色,来区分贵贱等级;在礼乐方面,改变唐宋以来的繁文缛节,把祭祀的九拜改为三拜,音乐的五音改为一音,并令今后“国中悉用胡礼”。一切删繁就简,以体现“忠实为先,战斗为事”的原则。
西夏建国(2)
再次,教民以功利,以唤起党项族人泯灭已久的虎狼之心。
元昊又令谟宁令野利仁荣,依照汉字,创制西夏文字12卷。规定境内凡行文、纪事等都必须实用蕃书,颁令尊蕃书为“国字”,与汉字并列。设立国字院和汉字院,国家除在境内推广实用外,主要也用于对吐蕃、回鹘以及西域各民族的交往,汉字则主要用于对宋朝的文书来往。又建立蕃学,用西夏文翻译儒家经典,教授贵族子弟学习,考试优胜者,授予官职,实际上是宋朝科举制的翻版。
虽然元昊极力主张去中国化,但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使元昊不得不从汉文明中汲取养料,借以推动党项民族文化的发展。为了做立国的准备,元昊又升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殿宇。另外,元昊还参照宋朝的政治制度,改革党项的官制,彻底废除世袭制,并于宋明道二年(1033年)设官分职。由于党项境内有大量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元昊在设置官职时亦因时制宜,在设置汉官的同时又设置党项官。一切皆依汉制,中央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御史台等,中书、枢密以下设有三司、翊卫司、官计司、农田司、群牧司、开封府(又称兴庆府)、飞龙苑、文思院、蕃学、汉学等机构。地方行政机构也仿照宋制,设府、州、县三级。大庆二年(1037年),元昊为筹划登基,又将中央机构增至16司,官员由蕃、汉分任。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两套并行并列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
而政权的基础就是军队,元昊对夏国的兵役制进行了根本的变革,国家设立常规军队,擒生军和侍卫军,待遇优厚。不但巩固了皇权,提高了对外作战能力,对内也使得各部落首领从此失去抗衡之力。擒生军是夏军的精锐部队,顾名思义,就是在作战中负责掳掠生口,充做奴隶,使得夏国的奴隶数量极具膨胀,促进了夏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另外,在夏军中还设置有火炮营,称泼喜达军,负责攻坚。侍卫军在豪门子弟中选拔,以侍卫皇室为主。还仿宋朝的军事建制,划全国的军事防备为左右两厢,分设12个监军司,每一监军司都由规定的驻地,由部落首领统率各部落兵驻防,形成拱卫政权的地方驻军。夏国的地方军共50万人,主要由骑兵和步兵组成,全民皆兵,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每一监军司下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各一员,由贵族豪右担任,其它指挥使、散练使等则由一般的党项人和汉人充任。这样,夏国不但形成了完备的军事体制,而且全国的军事防御也固若金汤。
元昊完成称帝的一系列部署后,遂于夏大庆三年、宋宝应元年(1038年)10月,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正式建立政权,立国号为“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太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子宁明为皇太子,其它也都有封。
大夏国从此正式驰骋纵横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上,谱写出了一曲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宋夏之战
当元昊称帝建国的消息传到宋室,宋室上下极为震怒。因此,当元昊上表请求宋室予以外交承认册封称号时,自然遭到了宋朝的严词拒绝。并下诏褫夺其官爵,关闭榷市,布告贴满边关,重金悬赏元昊首级。
西夏地处中国西北,很多州郡属千里不毛之地,只能用盐、羊、马及畜产品交换谷物、丝绸、茶叶等,因此,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经济上对宋朝的依附性很强。史载西夏依赖与宋的互市交易犹如“婴儿之望乳”。当宋朝关闭互市和停止对西夏的“岁赐”之后,西夏的经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甚或说是灭顶之灾。双方关系迅速降至冰点,战争就成了解决分歧的唯一和最后的手段了。
1039年11月,元昊集结军队侵犯宋朝保安军,被北宋名将狄青战败。元昊不服,于次年初,重整旗鼓,再次侵犯宋朝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元昊使用诈降计,蒙蔽延州知州范雍,使其解除警惕。元昊遂命夏军乘势袭击金明寨(今陕西安塞西南),生擒宋都监李士彬,乘胜包围了延州。宋将刘平、石元孙奉命救援,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遇伏,刘、石二将苦战不敌夏军,被元昊生俘。三川口之战,宋师损失惨重,夏军从此取得了对宋的战略主动地位。
三川口兵败,宋始感到西夏虽新立,其兵势锐不可当。乃贬范雍,任命韩琦、范仲淹经略陕西。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正月,元昊再次率领党项10万劲旅南下攻宋,分兵出击。分一军埋伏于好水川,另一军深入宋境,攻打渭州。韩琦命任福出兵迎敌,夏军佯败,任福中计,尾随追击。在好水川一带,钻到元昊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被西夏主力伏击,任福战死,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元昊再次取得对宋战争的胜利。
1042年闰9月,投奔西夏的汉族谋士张元向元昊献策,宜避宋朝主力,采取迂回策略,绕道宋夏边境,直捣关中地区(宋朝精锐都集中于宋夏边境,关中薄弱),长安可一举攻取。此谋为元昊所采纳,遂派遣10万大军兵分两路向渭州进军。宋朝得知元昊意图,果然慌张,急调大军阻挡,在定州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与西夏军队遭遇,陷入重围。西夏军队趁暗夜围城放火,宋朝死伤无数,葛怀敏等14名将领殉国。夏军俘虏宋兵9000余人,战马600余匹,又乘机攻陷渭州城,俘掠大批人口而归。但西夏的另一路大军在原州(今甘肃镇原)却遭到了知州景泰的顽强抵抗,夏军惨败,粉碎了元昊合围长安的美梦。
虽然西夏接连获胜,但巨大的战争投入也使得西夏国用日匮,农业和畜牧业呈现一片凋敝景象,加之宋朝关闭了市场和禁绝了一切贸易,停止了岁赐,使得夏国的经济如同遭受霜浸雪打一般,民间饥饿。比较而言,宋朝在贸易上获利甚少,纯粹是一种为###的天朝心态,并不把与西夏微不足道的经贸往来当回事。所以,虽然西夏在战争中屡有掳掠,但反不及与宋和好时所得互市的获利和岁赐所得的物资,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元昊便提出两国修好。而宋朝在遭受连续败绩后,也很疲惫,朝野弥漫着妥协苟安的气氛,宋、夏遂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12月签订协议,即“庆历和议”。
和议规定:夏、宋罢兵修好,夏向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西夏归还在战争中所占领的宋朝土地及其他边境的民族杂居地给宋朝;宋朝放弃西夏归还在战争中被西夏掳走的将校、士卒、人民和畜牧等;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叶2万斤,另在节日如春节、中秋、端午等和元昊生日,合计赐赏物资达到:银万两,丝绸布帛万匹,茶叶1万斤;宋朝开放榷市,恢复贸易。
宋夏和议达成,双方皆大欢喜,夏国得到了宋朝的承认,终于取得了与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宋朝也因为有了“庆历和议”,也换来了与西夏半个世纪的和平。
自“庆历和议”之后,宋、夏的边境之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记载,从此出现了“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和平静穆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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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足势成
西夏与宋休兵和好后,与辽朝的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了。西夏与辽原以黄河为界河,沿边多无城堡,居民往来自由。元昊自1038年称帝建国后,边境上的党项部落多叛辽附夏,使辽兴宗大为震怒,遣使诘问元昊。元昊不以为礼,甚至扣押使臣。1044年10月,辽兴宗亲率10万精兵,挥戈直刺西夏腹部。双方在贺兰山北遭遇,夏军苦战不敌,退守贺兰山。元昊见辽军势盛,向辽兴宗上表谢罪,未获允许。元昊见已无退路,只得哀兵出击,突围反攻,借助地利人和,最终反败为胜。辽军损失惨重,辽将萧胡睹等数十人被元昊生俘。辽兴宗也几乎被俘虏,只得失魂落魄地星夜败回东方。从此,辽元气大伤,不得不与西夏签订和约。元昊一战定乾坤,从此不再依附辽国。中国的历史,由此进入到夏、辽、宋长期对峙的鼎足阶段。
可以说,西夏的崛起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特别是对北方各民族的影响都至为深远。
西夏,在它与宋、辽、金对峙的历史夹缝里,存在了189年,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一个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几百年中从原始社会状态崛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能创造这个奇迹的灵魂是什么?
是唐宋时期的盛世造就了他们,是唐宋时期的文化熏染了他们,是唐宋时期的制度唤醒了他们……他们借助唐朝的兴盛而兴盛,借势发展而逐步兴旺起来。由迁徙之前完全靠畜牧和狩猎为生,“不知稼樯,土无五谷”、“无文字,候草木记岁”,而迅速完成了封建化改造;他们善于吸收、借鉴唐宋的文明,效仿唐宋的制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体系,使党项族的文明步伐加快了,也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在文字、宗教、货币、礼仪、科举、法律等方面有所创建,西夏王朝才维持了近两个世纪之久。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种敢于学习和借鉴先进文明成果的气度以及为我所用、敢于创新的精神,并把这种创新精神又水乳交融般地融入了游牧民族尚武的个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民族特性,再加之西北大漠恶劣的自然环境,练就了党项族顽强的意志,培养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民族精神,他们之所以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铁骑之师,与此不无关系。李元昊称帝后,走的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不归路。西夏王朝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是党项族的民族性格的写照,也是西夏王国兴旺强大的灵魂所在。
但是,党项族在借鉴汉族文化发展自己的过程中,由于游牧民族的局限性,最终没有实现大的超越。他们骨子里的荒淫性、贪婪性、破坏性以及贪图安逸、腐败堕落甚至超过了汉族统治者,都无疑加剧了皇室内部的斗争,王权与贵族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开国君主元昊就是在1048年元宵之夜,因贪好女色而被自己的儿子刺死的。
此后的几代皇帝,逐渐放弃了先辈进取的传统,重文轻武,使西夏社会呈现不可逆转的颓势。而随着草原部落蒙古族的兴起与日益强大,西夏社会内部危机四伏,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激化,又加速了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催逼下,它最终被强大的蒙古风暴毁灭了。据说,蒙古军进入西夏都城,烧杀戮掠,鸡犬不留,党项族惨遭灭顶之灾,大火连烧三月不熄,西夏遂亡。幸免于难的则流落他乡,隐姓埋名,逐渐与其它民族同化,党项族从此消失。一个曾经如此强大的王朝,一个曾经如此剽悍的民族和他们所创造的如此辉煌的文明,就这样彻底失传了,成为历史的断档,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历史之谜。
函普时代
女真人自古就生活在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最初只有几十个部落,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发展极为缓慢。由于他们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河流叫蜿蜒水,他们便以此为名,自称蜿蜒部,后来改写成完颜部。因为完颜部落都是以氏族为单位独立发展,所以没有成立过部落联盟,也就没有产生过共同的首领——大酋长。
据说,唐时,高句丽国有一个贵族叫函普,在国亡后,北逃流落到完颜部落里。那时候,完颜部落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各部族之间,为了争夺财富,杀伐不已,甚至把俘虏当牲畜宰杀,其野蛮血腥,闻之胆寒。函普具有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要立志改变这种同族相残的陋习。经过他几年的努力,果然使相邻的几个女真部族不再血亲复仇了。女真部族开始有了秩序,人们可以安心采摘和狩猎了,生活资料的充裕也使得部族的人口迅速增加。完颜部族的人把他奉为智者,并把族内的一位寡妇嫁给他。后又共推他为完颜部族的大酋长。
函普和完颜妇人生了两个儿子。由于文明程度高,函普的这支完颜系发展最快,到函普重孙完颜绥可这一代,氏族人口已经上百口了。
完颜绥可在女真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人物,为了开拓更好的生存空间,也为了寻找函普给家族所描绘的有森林、草原和河流的南方乐土,完颜绥可决定带着这支氏族迁徙。他们根据家族的传说,果然在按出虎水(今哈尔滨东阿什河)一带找到了既可以狩猎,又可以放牧,还可以捕鱼的理想之地。于是,这支完颜部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这里接近汉地,汉族文明的熏风自然会吹拂到部落的旗帜上,无形中就改变了部落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绥可之子石鲁即位后,对女真民族的散漫、愚昧和落后,感触颇深。他决心改变生女真部落这种不服管制、一盘散沙的状况,以函普家族的这支完颜系为核心,先后吞并了青岭(今吉林平岭及南楼山一带)、白山、苏滨(大绥芬河)等地的女真部落,组成了生女真完颜部部落联盟。石鲁任联盟长。至此,完颜部部落联盟已成为白山黑水一带一支势力不可小觑的部族。
但女真人的崛起,引起了辽朝的警觉,在安抚不见成效的情况下,辽圣宗遂派大军征讨,尤其是耶律斜轸那次征讨,生俘女真10余万人,马20余万匹,自此生女真部落元气大伤,只能向辽称臣纳贡。每年除向辽朝进贡人参、蜜蜡、北珠和生金等贵重物品外,还要定期贡献产于五国部(今黑龙江依兰附近)的珍禽海东青。“海东青”是一种体型小、却很凶猛的鹰。辽国贵族热衷于打猎,常以“海东青”做猎鹰。虽然在古满语中,“女真”的意思就是海东青,鹰的名字成了族名。但即使在女真族,“海东青”也是罕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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