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查明有可判死刑之罪证,也无法将之引渡。
租界的工部局态度更趋强硬。
——跟之前清朝的照会有些不一样。好像有什么蹊跷似的。
——在张园引起反对运动的王之春很生气,好像已经挑拨恩寿要将那些人全抓起来。
《苏报》(6)
张园位于上海的租界区,是中国教育会常利用的一处场地。
江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国内频仍的“匪乱”,向朝廷建议找法国借款并借用法国的军队。此举当然遭到革命派大声挞伐,一时之间张园兴起反王之春的演说热潮。
据说激动不已的王之春便照会江苏巡抚(省长,管辖区包含上海在内)恩寿,要求其逮捕犯人。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因清朝强烈要求,租界工部局便暂且同意逮捕。章炳麟遭逮捕,邹容则是自首到案。
清朝方面又提出引渡要求,工部局加以拒绝。
孙文从河内返回日本是在一九○三年的七月中旬,正值事件发生不久后。
章、邹二人虽免于遭引渡回大清国,但却被判在上海终身监禁。后因英国公使的从中斡旋,章才又获减刑被改判为三年徒刑,邹则改为两年。
清朝政府拼命努力,一心想处决二人。除这二人之外,其余的涉案人皆可释放,唯独坚持要引渡二人。但此事遭领事团方面反对,清朝便退让一步,只要能将其引渡则愿减罪一等不判死刑。领事团不为所动,继续拒绝引渡。
此时,美国上海总领事的意见其实倾向于若大清国坚持引渡,则无妨答应,但被国务院获知此事后,该总领事便遭调职,因为美国也希望以强硬姿态维持治外法权。
当孙文回到日本时,在日本已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及遭清朝官府视为眼中钉的反对派人士。当时日本的学制是新学年从九月起算,所以每到七、八月,为办理新学年相关事宜,便有比平常更多的学生涌至。
上海的《苏报》在七月七日停刊,因蔡元培赴德,其母体中国教育会便由黄宗仰接掌。由于感到自己也有危险,黄宗仰便离开上海到日本避难。
孙文从河内归来,在日本初次与黄宗仰见面。此时,和孙文是西医书院同窗的廖翼朋也以商人身份来到了日本。他们共同在横滨山下町本牧桥附近租借了一间洋楼。
黄宗仰与廖翼朋住一楼,孙文住二楼。此租屋处访客络绎不绝。在正月的集体拜年活动中预备发表演讲的马君武、刘成禺,还有旧金山的华侨子弟廖仲恺及其正在学习女子美术的妻子何香凝等,都是山下町的常客。
这些人每天畅谈到深夜。
在孙文赴河内期间所发生的《苏报》案,其概要由华侨温炳臣等人做详细报告。
“清朝当局似乎是有意以判决方式筑起樊篱,借此机会让租界不再成为反政府的据点。”
孙文说出了感想。
“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成功了吧!国学大师章炳麟和邹容都被关在上海的监狱中。就连我们这些无害之人也待不住上海而跑来日本避难。”
黄宗仰说道。
他比孙文年长一岁,在二十岁时曾出家而自称乌目山僧。乌目山是他的本籍江苏省常熟的一座山。
“不,据最近的消息说,清朝史无前例地雇用外国律师处理此事,但却未收效。原本是坚持判死刑,结果却是如此。我认为这是产生了反效果。”
孙文说道。
孙文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大堆旧杂志,那是从他赴越南的一九○三年一月起至返回日本的七月中旬止约半年期间,主要由留学生所发行的一些杂志。
《湖北学生界》——在孙文南行之际由湖北出身的留学生创刊之杂志,后因感于地方色彩过浓而改名为《汉声》。
《浙江潮》——由浙江出身的留学生在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发行创刊号。
《直说》——由直隶(河北、热河)出身的留学生在一九○三年二月创刊之杂志。
《江苏》——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发行创刊号的江苏系杂志。
。。
《苏报》(7)
“这真是百花齐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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