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福德洛有教堂、学校、年度音乐会和读书会,雀起乡并不羡慕,因为它这有一家叫做“马车和马”的酒馆。这是雀起乡的社交中心,温暖而有人情味。
男人们每晚都会去酒馆小坐,喝上半品脱,谈论当地新闻、国家政治和务农技巧。兴致浓的时候大家会唱上一曲。
男人们在酒馆都表现良好,不会醉酒闹事。因为啤酒要两便士一品脱,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根本没机会喝醉。
一次教堂里的牧师在讲经台上痛斥喝酒的行为,把酒馆说成是“邪恶之穴”。一个老人不满意地说:“真可惜牧师看不到自己是什么样子。”一个年轻人鄙夷地说:“这牧师就爱多管闲事。”有个人平和地说:“不过呢,这是牧师的事。他的工作就是布道,他总要找些东西来批判一下。”
全村只有十多个男人滴酒不沾,有些是信教的,有些是舍不得花钱的。
男人们在酒馆都有自己的专座,就像在家一样。酒馆有着红窗帘、干净的器皿,炉火熊熊,比很多人的家还要温馨。并且男人们觉得在酒馆反而更省钱。因为他们不在家,妻子和儿女就可以早睡觉,家里就省了柴火。男人的零花钱是一周一先令,其中有七便士用来买酒。妻子们去杂货店的时候还会给丈夫买上一盎司的“黑人头”牌烟草。
酒馆是男人的天下,女人从不陪同。有时女人有了几便士的闲钱,会从酒馆后门买上一杯啤酒,悄悄地躲在一边听里面发生了什么。孩子们被差遣去酒馆后门的杂货店买蜡烛、糖浆和奶酪,小耳朵也喜欢偷听里面的动静。酒馆老板的孩子喜欢悄悄地从床上爬起,穿着睡衣坐在楼梯上偷听。有天晚上,一个白色的大鸟一般的东西从楼梯上滚落,吓了顾客们一跳。原来是老板家的小孩子在楼梯上睡着后跌落了下来。大家把受惊的孩子抱在膝上,靠着火炉取暖,很快孩子就不哭了。
酒馆的老板娘受人尊敬。顾客们在酒馆非常注意措辞。经常有人提醒“别说了,小心老板娘在呢”。那些在田间低头的下流话在酒馆也绝迹。
政治是酒馆的热门话题。当时每个家庭刚刚有了投票权,大家都特别仔细地行使新权利。温和的自由主义占多数。一个曾在北安普顿工作的人说自己是个激进派,酒馆老板说自己才是铁杆激进主义。在左右两派的协商讨论下,大家最后总能达成共识。
“三英亩和牛”、“秘密投票”、“帕内尔委员会”、“教堂的分解”是当时的热门词。有时大家会大声朗读报纸上领袖的演讲。萨姆会满怀骄傲地说起自己和支持农工的约瑟夫?阿奇握手一事。他激动地说:“约瑟夫?阿奇!约瑟夫?阿奇是站在农场工人一边的!”他小心地用酒杯敲着桌子,以免珍贵的啤酒洒出。
酒馆老板站在壁炉边,带着主人的态度说:“你们这些反对乡绅的小子是不对的。他们有地有钱。要是他们不给你们活干你们还不是去喝西北风?”此话一出,浇灭了昂扬的激情。有人大喊自由党人威廉?格莱斯顿的名字:“格莱斯顿!格莱斯顿!伟大的人!人民的威廉!”大家激昂地唱起:
上帝保佑人民的威廉,
让他带领着我们走向自由,
上帝保佑这伟大的老人。
偷听的孩子们喜欢大人们在酒馆里讲故事,故事里凝固的鲜血和恐怖的尖刺让孩子们觉得刺激。传说周围的桥上有个野鬼,闪着光在桥上走过。有个邻村的男人在给妻子取药的路上,遇见一条双眼如火的大黑狗,一定是恶魔的化身。还有关于绞架、无头女骑白马之类的传说。
一个寒冷的冬夜,大家在酒馆讲鬼故事。八十岁的老医生把马车拴在门口,进门点了白兰地。
一个人问道:“先生,您晚上出诊的时候经常路过那座桥。您什么都没见到过吗?”
医生摇了摇头:“没有。我没见过什么。不过有件奇怪的事。这几十年来,我这么多匹马过桥的时候都要抽。不知道是不是它们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不过也就这样吧。晚安了,小伙子们。”
除了这些流传的鬼故事外,还有去世的亲人回来报信的故事。大家都不信鬼,这样只是为了好玩。有几个胆大的晚上去闹鬼的地方,最后都说:“哎,既然活人都伤害不了我,死人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天使不想回人间,恶鬼也逃不回人间的。”
有段时间,报纸上报道了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开膛手杰克在伦敦东区夜间行凶,凶残地伤害且解剖了数名女性。村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凶手的动机。这名字让孩子们噩梦连连:父亲在棚子里敲敲打打,母亲在楼下忙东忙西,好像开膛手就躲在哪家的橱柜里一样。
还有,几年前,有人曾在村里的天空上看到一队迈着正步的士兵,带着军鼓和横笛。后来证实,这只是海市蜃楼,当时的确有一队士兵经过六英里外的比斯特村的道路。这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也许是光散射的结果。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村民的幽默感还比较原始。大家有时会搞些刻薄的恶作剧,对着一个人大喊外号。有位年老和善的妇人被叫做“不离不弃”。几年前的一个冬夜,雪深及膝,几个顽劣的年轻人敲老妇人的门,说她在三英里外的女儿卧病在床。
老两口穿好衣服,点着灯笼出发了,恶作剧的青年们尾随其后。他们一脚深一脚浅地在雪里举步维艰,老先生想退缩回家了。老妇人坚持要到女儿身边,她哄着丈夫说:“坚持一下,我们不离不弃!”从此“不离不弃”的外号就流传开了。
渐渐地,人们的品位开始改变。这类故事再也引不起哄堂大笑,听众多是安静地说:“这真不像话。这样捉弄可怜的老两口。咱们唱首歌忘了这件事吧。”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处在一个新阶段,这是机械和科学发明的时代。价值观和生活条件日新月异,对村民的生活有很多改变。铁路缩短了距离,报纸走进每家每户,机器取代了手工,大家开始买商店里现成的食物。地平线被延展,一个五英里外的外乡人不再被当做稀罕的客人。
村里的风俗没有绝迹。村里小学生们还伴着歌谣做游戏,女人们还在田里拾穗,男人们还唱着民谣。大家如果在酒馆里唱起歌,曲目是新老混合的大杂烩。
聊天的时候小伙子插不上嘴。要是有哪个年轻人跃跃欲试地垄断谈话,会被年长的人一顿训斥。女人们说:“老公鸡不喜欢小公鸡叫。”
新歌开始流行,比如《花园墙上》《汤米,给叔叔腾地方》《漂亮的黑眼睛》之类诙谐或伤感的小调。有些歌从外面传来,有些是在一便士一本的歌本上学来的。唱歌的人时而愁肠百转,时而兴高采烈。
中年人喜欢哀伤的歌曲,比如《逝去的爱人》《夭折的孩子》《去世的母亲》。有时他们会把歌改得激昂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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