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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对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我就爱她？

为什么理智一向都能压制住我，如今离开了她，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

为什么我明知她即使爱我，这种爱情也必然是痛苦万分，永无结果的，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她？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需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面对蒋碧微的请求，张道藩虽面有难色，但顶不住她那双满充满信任、期待和爱意的眼睛，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答应全力相助。此时的张道藩，已远非是当年的留学生。回国后，他先后任广东省政府秘书、贵州省党务指导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大学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大会”选举事务副总干事、###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作为当权的宣传文化重臣，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的张道藩，自然有他的影响力。

蒋碧微给张道藩下的是死任务：“徐悲鸿的这一着棋，你张道藩，只有攻，没有守，而且只许胜，不许败。我希望从你嘴里听到的，是班师得胜的好消息，而不是其他。”

蒋碧微的最后一个目标，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褚民谊，此次她动的是“理”。向褚民谊寻求帮助，是张道藩给出的主意。褚民谊是谁？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也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他的话一言九鼎，徐悲鸿能否如愿，孙多慈能否出国，严格地说，他这一票关键。

《小学生俞世杰》，孙多慈作于1934年前后。

蒋碧微与褚民谊交往不是很深，当年她随徐悲鸿去法国留学时，褚民谊已经是法国里昂中法研究所副所长，双方有过礼节性接触。褚民谊是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的医学博士，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那时留法学生谈到他，都不大理解，堂堂大男子汉，国内的高材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怎么做起这种婆婆妈妈的研究？但后来回国，褚民谊的发展让大家刮目相看。初时只是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为国民革命军医务团主任。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全国卫生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1932年1月，任行政院秘书长。不过褚民谊后期政治生涯并不光彩，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省长兼保安司令。1946年4月，在苏州，褚民谊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那几天，蒋碧微把自己独自关在书房里，斟字酌句，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信中，把自己的处境，徐悲鸿的处境，以及大家的处境，通通说了一番。她的意思很明确：不想徐悲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葬送自己远大前程。

虽然身为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对留法生活仍然十分依恋，对同是留法的徐悲鸿夫妇，更有一种特别的尊重。关于徐悲鸿的风言风语，褚民谊有所耳闻，也曾想找机会当面劝劝他，让他以大局以前途为重，不要陷于无谓的个人情感纠纷。不曾想，他们夫妇双方矛盾的焦点，绕过来绕过去，居然绕到自己的手下了。接到蒋碧微的长信，褚民谊很意外，也很惊讶。报过来的名单中，确实有国立中央大学的孙多慈，是几个委员同时给吹的风，没想到都是徐悲鸿做的工作。于是褚民谊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回家来与夫人一商量，决定设一个小饭局，把他们夫妇请过来，既为他们夫妻关系吹些暖风，又趁机对徐悲鸿进行一些规劝。

接到邀请，徐悲鸿与蒋碧微都在心里敲开了鼓，想的是同一件事，但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六、　出国未果（5）

虽然是小型的家宴，但酒菜十分精致，还特意安排了几道法式点心。席间宾主谈得很愉快，双方都故意避开那些敏感问题。徐悲鸿夫妇大面子也做得有理有节，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徐悲鸿甚至还多次站起来，为蒋碧微夹菜舀汤，表现了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大丈夫的体贴和关爱。徐悲鸿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蒋碧微两眼幸福地看着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红晕。

褚民谊的妻子在一边看见，十分感动，忍不住捅捅褚民谊，“你看看人家夫妻，你要是有徐先生一半就好了。”

撤席后，褚民谊领徐悲鸿到书房看了他的收藏，有瓷器，有玉器，有字画，但多是一些泛泛之品，特别是字画，好的不多，只有一两幅能入徐悲鸿之眼。从书房出来，徐悲鸿就要告辞，蒋碧微也准备跟他一起回去，褚民谊就向她递了个眼色，说：“内人还有些衣着方面的问题，想向徐夫人请教，不知能否多呆一会？”

蒋碧微心领神会，立刻随褚民谊夫人走进了他们的起居室。

送徐悲鸿回来，褚民谊在客厅与蒋碧微面对而坐。褚民谊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信中的要求，也正在考虑。”

蒋碧微立身致谢，道：“我们家悲鸿，虽也在法国留学，但在你面前，算是晚辈了。你应该多提携他。悲鸿是个性情中人，感性大于理性，有时候，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又说，“孙多慈是他的学生，也是个有才华的女画家，他们之间产生感情，在情在理，我虽然为悲鸿之妻，但能理解，甚至可以主动退出。但悲鸿忘了一点，他现在不仅仅是我的丈夫，而且还是公众人物，在中国美术界，也算是领军者。前年我们在欧洲各国巡回画展二十个月，影响极大，提到徐悲鸿，他们都是把他和中国美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熟视无睹了。我不为我这个家庭，我是为中国美术界拯救他。”

褚民谊“唔”了一声，“这些你都和徐悲鸿说过吗？”

南京下关码头。当年徐悲鸿来往南京与安庆之间，就是从这里上下客船。

“说过，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是性情中人，冲动起来，完全凭感情用事，根本考虑不到许多。”说到这里，她压低声音，带有些哽咽之腔道，“给你写信，也是无奈，我不能因为一个孙多慈，破坏掉我们悲鸿的社会形象。”

褚民谊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严格按程序办理的。”又说，“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

那天晚上，是蒋碧微最为愉快的一个夜晚，半个多月来压在心头的一股怨气，在这个夜晚，消退得干干净净。从褚民谊家往回赶，她的心情也如南京街头的夜景，灯红酒绿，流光溢彩。

1935年6月下旬，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召开董事会议，很自然，在各方推荐的出国留学名单中，“孙多慈”最终被勾掉了。孙多慈为之奔波半年的出国深造之梦，就此断送。

对于这个结果，徐悲鸿与蒋碧微两夫妇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悲极，一个喜极。

徐悲鸿在给舒新城的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原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

蒋碧微则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津乐道这极为成功的“横插一杠”，并带有三分满足七分炫耀地写道：“于是以后孙韵君（多慈）也就未能成行。”

其实蒋碧微错了，对于她，对于她极力维持的这个家庭，孙多慈出国受阻，并非就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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