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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腔之知识分子题材 流动的花腔什么是历史的真相(第1页)

孙小宁:《花腔》是你重要的一部长篇,也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题材中的佼佼者。我看重的是它传达出的知识分子在历中选择当中难言的那部分。主人公葛任选择了隐居,各种政治势力带着不同的使命而来,想要把他放在他们想要摆的位置上。通篇都是不同人围绕着葛任的“有甚说甚”,但这到底通往历史的真相,还是不同人的“花腔”?小说留给我们许多疑惑。重读《花腔》,我在想,李洱不是在探求真相,而是在表达对历史真相的疑惑。

李洱:写《花腔》的时候我很犹豫,就像走钢丝。这有点像书中的人物。他们在讲述葛任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东躲西闪的,不敢一锤子定音。敢于一锤子定音的,肯定是句废话。事隔多年,我几乎还能想起书中某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前面一句是什么,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因为那种犹豫的写作加深了我的记忆。可是奇怪得很,如果你叫我把整部小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说出来,我又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对“历史的真实”的困惑,显然是小说要探究的主题之一。可是,经过那么多人的讲述,我们最后看到的真相,可能就是那些材料,那些眉飞色舞的讲述,那些腔调。要说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就是真实。一分钟之后,它就成了回忆。当我们拿起笔去记录的时候,就已经免不了要丢三落四了,要添油加醋了。如果考虑到,小说的那三个人,差不多是枪逼着,或者是在利益和美女的诱惑下,去讲述故事的,那么他们所讲的故事与当初的那个真相,距离就更远了。我比较满意的是,主人公葛任的命运,通过那些讲述还是比较清楚地呈现了出来,绝大部分读者还是能够感觉到葛任的基本性格,感觉到他的悲剧性,感觉到他作为一个人在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时候,要做出一种选择是多么困难。我想,这部书的很多读者,其实都能从葛任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

孙小宁:葛任与瞿秋白,令我想到基耶洛夫斯基的电影《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我特别喜欢刘小枫对它的诠释,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一个痛哭,另一个会有感应。在你创作的时候,葛任与瞿秋白的双设,是不是你最得意之笔,你是怎么想的?

李洱:很感谢你的这个理解。那也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你的这个比喻很贴切。我承认,葛任身上确实有很多瞿秋白的影子。我多次想过,如果瞿秋白没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死去,而是经历了长征,到达了延安,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死当然肯定要死的,即便没有肺病,他也会死去的。如果他侥幸没死,而是通过隐居活到了“文革”,他也会死的,即便他没有病,小酒喝着,爱情美满,儿孙满堂,他也会死的。不过,要把这两个人做比较的话,我想说,就命运的复杂性而言,瞿秋白好像还比不上葛任。葛任思考的问题,面对的困境,只能比瞿秋白更多,而不可能更少。因为我们的现代史和当代史,越到后来越复杂,有些事情是瞿秋白没有经历过的。

孙小宁:我把《花腔》形容成流动的花腔,因为你尝试了一种正文与解释性附本互文穿插的结构。韩国评论说:线索很多,但李洱头脑并没乱。我的惊叹也在这里,我理解,这都是你的谋篇,一切都统在你要完成的对中国一段历史的看法上。这可能才是韩国知识界的共鸣点吧?

李洱:很早就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附本构成,有无数的解释,有无数的引文,解释中又有解释,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从树上摘一片叶子,砍下一截树枝,它顺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根,长出新的叶子,新的树枝。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也许那就是他命运的疆土?写《花腔》,正好用上这种叙事方式,我认为它最适合表达我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看法。

韩国作协秘书长金在湧说这部书至少可以在韩国卖二十年。不止一个韩国作家和批评家在和我交流时告诉我,小说的主人公很像韩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才知道,韩国很多学者,以前都住过监狱。韩国有一个学科,就叫“鲁迅学”,研究鲁迅的那些人很多都是在坐牢期间爱上鲁迅的,这使得他们对历史的体认比我们这边的学者要深切。所以,他们是带着这种体验切入文本,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交流和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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