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会意的朝诊室里努了一下嘴,依稀能看到封老爷子一头飘逸的银发。
“不知道!”她朝我喊了一嗓子:“好像说是去妹妹那了。”
这时我好像看到封老爷子抬了一下头,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了我,我心虚的朝边上闪了闪,想了想,对小岑说:“我来帮你看着号,你去药柜那帮忙吧。”
我一边把着门按挂号次序核对病人的身份,一边饶有兴趣的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
抱着孩子的愁苦父母,操着外地口音的面黄妇女,教授模样的老人,充满希望的年轻夫妻。这小小的诊室门口,仿佛是一个浓缩的世界,上演着各种心事,轮转着悲欢离合。
我想起自己得的那一次莫名的午后低烧,所有的仪器都无法检查出确切的病因,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却又跌回绝望,几乎在短短的一个月里,磨灭了人的所有意志与坚强。那种地狱般的经历,不是身临其境的人,大概永远也不能想象。
也就是那时,我辗转于无数病友间,在现代化的大医院里如游魂般飘荡,才知道,原来这看似人类已经上天入地的时代,依然有着那么多无法攻克的疾病,无法解释的症状。
在我的病始终无法确诊的那段时间里,我不断的被医生们推来推去,在各门诊间反复做着无意义的重复检查,那时我其实不怕死,我怕的是失去最后的希望。
只要有一个医生,愿意温柔的接待我,告诉我他还会努力,他不会放弃,我想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而现在,这些满怀着希望而来的病人,在他们的眼里心里,封信,是不是就是那一线希望?
来到这里的人,很多都是被现代医学抛弃,宣告无解的病人,他们抱着对生命的最后一线挣扎找到这里。中医长久以来被质疑被边缘,却又总在人们生命的关键时刻,承担着那一线生死幻灭的责任。
我第一次重新审视起封信的职业。
他从来都不是平凡的人,所有的选择看似平静,对他来说,却都总有背后的惊心动魄。
依稀间,仿佛看到多年前那衣衫单薄的少年,以头抵地,寂然失声。
我眼眶发热。
大厅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喧闹。
排队的病人和家属都骚动起来,一个个伸着脖子朝外看。
然后就看到一个身形高大的中年男人,扶着一个消瘦干巴的老太太颤颤的走了进来,老妇人的手上紧紧攥着一卷东西,深红的布面和金黄的穗子,竟似一面锦旗。
男人扶着老太太小心的挪动。
刚到诊室门口,就见老太太双膝一软,直直的跪下了,同时形如鸡爪的手将锦旗抖开,浑浊的哭喊声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响了起来。
周围的人都乱了,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我赶快伸手去搀老太太,没想到这老人看似瘦小,力气却不小,执意跪着,把锦旗高举过头,如同行古礼一般,双膝纹丝不动。
封老爷子也出来了,看老太太哭得伤心,一边矮身亲自去拉人,一边听那个中年男人翻译老太太的话。
原来老太太患有近十年的失眠症,失眠是常见病,但老太太症状之严重,令她几乎生不如死。十年来,她每天都要借助大量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个两三小时,而且有强烈的畏冷症状,连夏天都要盖棉被。
这样的病,不是绝症,但却如同附骨之蛆,一点点将人啃噬逼疯。
一次次求医,一次次绝望。
她老伴已逝,生无可恋,多次试图自杀,儿女不得不轮流陪守。
两个月前,在C城工作的儿子听同事谈到风安堂的封信,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将老太太接来一诊。
第一次问诊时,年轻的封信在老太太眼里,几乎没有任何信任可言。那么多名医都看不好的病,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年轻人手里出现转机?
老太太原本就是爆脾气,当日见到封信后几乎当场大闹医馆,觉得儿子愚弄了自己,存心折磨她。
是封信的诚恳劝慰打动了老太太,他一次开出十二副药,让老太太一定试一试。
十二副药后,奇迹出现了,老太太的睡眠竟然真的有改变,虽然仍然要吃安眠药,但睡眠时间有明显増长。
之后老太太继续问诊过两次,一个月后,她几乎可以脱离药物入睡,畏冷症状也基本消失。
中年男人含着眼泪诉说着,我注意到周围的病患有些也偷偷的抹了眼泪。
也许病中的人,最能懂得病过的人的心情。
那些对别人来说仿佛路边新闻的经历,对身在其中的人,却是日日生不如死的绝望与疼痛啊。
老太太一直跪在地上哭喊着一句话。
边上有人听懂了,说她喊的是“封医生我不用死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溜到封老爷子面前,捧着从小餐厅打来的饭菜很狗腿的叫爷爷。
顺便瞄了一眼墙上挂满的各种锦旗,各种“封医生”“封信医生”的字样,看得我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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