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的年纪似乎很小?”我说。她笑出了声。
“你的意思是说我很老!”她舔了舔烟纸上的胶水,“是的,我很晚才生了他。当时很确定不会有什么事,所以我们有点粗心……”
“噢,”我说,“你是说——?”
她笑了。“我可不想说他是一个意外,不过这么说吧,他算是让我吃了一惊。”她把烟卷放进嘴里,“你记得亚当吗?”
我看着她。她扭开了头,用手在风中护着打火机,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也说不好这个动作是不是刻意的回避。
“不。”我说,“几个星期前我记起我有过一个儿子,自从把它记录下来以后,我觉得自己一直无法卸下这件事,像是胸口上扛着一块巨石。可是,我记不得。我不记得任何他的事情。”
她吐出一团微蓝色的烟雾,它向天空飘去。“太糟糕了。”她说,“我很抱歉。不过本给你看照片了?有用吗?”
我掂量着该告诉她多少。他们两人以前似乎有联系,一度似乎是朋友。我必须小心,可是我仍然感觉越来越有必要开口谈谈——也听一听——真相。
“是的,他确实给我看了照片,不过在家里他没有摆出来。他说那些照片太让我难过了。他把它们藏了起来。”我差点脱口而出锁了起来。
她似乎有些惊讶:“藏起来?真的吗?”
“是的。”我说,“他觉得如果我偶然发现他的照片,我会觉得十分难过。”
克莱尔点了点头:“可能你认不出他?不知道他是谁?”
“我想是的。”
“我想可能是这样。”她说。她犹豫了一下,“既然他已经走了。”
走了,我想。她说得好像他不过是外出几个小时,带着他的女朋友去电影院,或者去买一双新鞋。不过我理解。理解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协定:不谈亚当的死,现在还不要谈;我理解克莱尔也在试图保护我。
我没有说话,相反我试图想象那种情形是什么样子:每天看见我的孩子,在每天这个词还有意义的时候,在每天都与前一天断裂开来之前。我试图想象每天早上醒来知道他是谁,能够计划未来、期待圣诞节、期待他的生日。
多么可笑,我想。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他——?”
我的心突然怦怦地跳了起来。“你有照片吗?”我说,“我能——”
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当然!很多!在家里。”
“我想要一张。”我说。
“好的。”她说,“可是——”
“拜托,那对我很重要。”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当然。下次我会带一张来,不过——”
远处传来的一声叫喊打断了她。我望向公园那一边。托比正向我们跑来,哭着,他身后的足球比赛仍然在进行。
“他妈的。”克莱尔小声说。她站起身大喊道,“托比!托比!怎么啦?”他还在跑。“见鬼。”她说,“我去把他哄好就来。”
她到了儿子身边,蹲下问他出了什么事。我看着地面。水泥路上长满了青苔,奇形怪状的青草从沥青下钻了出来,努力朝着阳光生长。我感觉高兴,不仅是因为克莱尔会给我一张亚当的照片,也是因为她说会在下次见面的时候给我。我们还会再见面。我意识到每一次都会再像第一次见面。真是讽刺:我常常忘记我记不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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