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罪?”
“有罪,我有罪!”我确实承认自己有罪。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我不但没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回答,你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拒不回答。我不想死,我要活。我有错误要纠正,还有那愿意为之牺牲的共产主义事业……
拳头又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打得并不重,却像刀尖刺在心头,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作成的!
居民委员会也不能没有表示,可那批斗的事儿都给包坤年包了,他们捞不到,只好勒令我和朱自冶、孔碧霞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冶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押上台去向下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也不知道有几人是我认识的。站在居委会的门口就不同了,巷子里早晨进出的都是熟人。那拎着菜篮的老太是看着我长大的,那阿嫂结婚的时候曾经请我坐过席,那孩子嘛……前几天见了我还喊叔叔哩!我低着头不敢看人,人们也不忍看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偷又不抢,怎么突然之间像个吊死鬼似的,胸前挂着个牌子,一动不动地竖在那里!有人绕道走了,绕不掉的人便匆匆地奔过去,装着没看见。偏偏我又能从他们的脚步和鞋袜上看得出是谁。看得最准确的当然是我的妈妈了,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那双半大的脚围着儿子转过多少回啊,如今是那么沉重而零乱,歪斜而迟疑。
只有阿二满不在乎,他走到我身边便高声咳嗽,轻轻地说:“别着急,先熬着点。”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特务而加女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非议,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女特务会做菜,总是想到女特务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冶,居然交待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外国罐头上剥下商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里,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
,使得包坤年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情节。这密码就在商标纸的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砰然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人事不省。亏得居委会主任并不存心要和谁作对,便叫人把她搀回去。
我对朱自冶更加反感了,请罪的时候都离他远点,表示我和他并非同类。你朱自冶好吃倒也罢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吃根本就算不了一回事体。可你为什么那么怕打,为了一时的苟安,竟然不顾夫妻情义,提供那种不负责任的细节。由此我也得出结论,好吃成性的人都是懦弱的,他会采取一切手段,不顾任何是非,拚命地去保护、满足那只小得十分可怜而又十分难看的胃!
第二天一早,阿二带着二十多个搬运工人来了,一个个身强力壮,头上戴着柳条帽。队伍由一部大榻车开路,榻车上装着杠棒、绳索和铁钎。车子到了我们的面前时便往下一停,有人大喝一声:“是谁叫你们站在这里的?”
朱自冶又吓了,慌忙回答:“是居委会主任。”
阿二把手一挥:“去几个人,把主任找来。”
五六个人同时拥进大门,把主任拉到了大门口。
“是你叫他们站在这里的?”
“是的,请问你们是哪一派的?”居委会主任感到有些来者不善。
“我们是杠棒派,告诉你,这里不许站人,妨碍交通!”说着便有人到榻车上,抽杠棒,拿铁钎。
居委会主任连忙摆手:“革命的同志们,这件事情可以商议,可以商议。”
阿二说:“这样吧,如果你觉得不好交待的话,那就叫他们到拐弯的弄堂里去扫地。”
居委会主任是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立刻明白了阿二的用意,也没有必要冒挨打的风险,便对我们挥挥手:“回去,各人回家去拿扫帚。”
阿二高兴地瞟了我一眼:“不许偷懒,扫得干净点!”
我听了暗自发笑,那拐弯的弄堂是条死弄堂,总共不到三十几米,划不了几扫帚。
可是我却无法和朱自冶分开,我扛着扫帚进弄堂,他也紧紧地钉在我后面,我扫他也扫,我歇他也歇,还要找机会向我表示谢意:“还是你的朋友好,够交情!”
我忍不住叫出来了:“我的朋友是不讲吃喝的!”
其实并不是别了三日,三三得九,整整九年我没有见过朱自冶。他大概还住在五十四号里,我与全家下放到农村去了九年。
九年的时间不算太短了,所见所闻再加上亲身的经历,足够我进一步思考吃饭的问题。在思考中度过了五十大寿。
过生日的那一天,妈妈杀了一只老母鸡,开后门弄来一斤洋河大曲,闷闷地喝了几杯。三杯下肚之后突然惶恐起来,怎么搞的,什么事儿还没有干呐,却已经到了五十岁!解放初期我和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一起开会,上下台阶都要看着他们,防止有个闪失什么的。在我的印象中,年过半百已经是老人了;在农民的生活中,五十岁的人如果有儿有女而且儿女都很孝顺的话,他是不挑重担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常使英雄泪满衫”,我虽然不是英雄,却也流下了几滴眼泪。我在泪眼与醉意中胡思乱想:如果能让我重新工作的话,我第一要……第二要……简直像在做梦似的。梦也是一种预感吧,它有时候也能实现,只是实现起来不如梦中那么容易。
灾难过去之后,我又回到了苏州。这一次可不是背着背包回来了,一家大小,瓶瓶罐罐,台凳桌椅,农具家具装满了一卡车。我对苏州城有点不习惯了,觉得它既陌生又熟悉。大街小巷都没有变,可是哪来的这么多人哩!苏州人没有事儿并不是游园林,而是荡马路。如今,你连过马路都得当心点!在大街上碰到多年不见的熟人时,只能站在人行道的边上讲话,讲话要提高嗓门,还不停地有人从你的肩膀上擦来擦去。大批下放并没有能减少城市的人口,却把个原来比较安静的城市涨得满满的。涨得我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了,只好借住在亲戚的家里。也好,这下子可以和那朱自冶离得远点,他在城东,我在城西。
组织部的同志找我去谈话,那位同志也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当年要饿我三天的老部长早已不在了,愿他安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自动跳楼”。什么都懂的丁大头也不在了,他就死在“什么都懂”的上面,而我这个什么都似懂非懂的人却活到了今天……
“组织上考虑,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什么意见?”
我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感到一阵心酸,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如果坐在我面前的还是老部长的话,我会和他抱头痛哭的!
老部长啊,你再也用不着饿我三天了,我已经深深地懂得了吃饭的意义;放心吧,丁大头,我再也不会硬把白菜肉丝塞到人家的嘴里。我要拚命地干,我要把时间放大三倍,一份为了老部长,一份为了你……
“不要激动,过去的都过去了,困难还在前面。”
我点点头。这是用不着说的,每次灾难都是首先影响到吃饭,灾难过去之后第一个浪头便是向食品市场冲击,然后才想到打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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