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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汪康年到长沙,梁启超于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致信汪康年称:

“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靦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梁启超此信是摊牌,以迫汪康年辞职。然汪至此仍不肯交出《时务报》,在其背后已有张之洞之撑腰。梁启超随后离开长沙进京参加会试,《时务报》完全由汪控制,另聘郑孝胥为主笔。汪又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及其一派最为担心者。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朝驻日公使裕庚致函总理衙门,称:“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而汪康年恰于光绪二十三年冬有日本东京一行。康有为、梁启超欲将此归咎于汪。黄遵宪出面发电让汪康年交出《时务报》,梁鼎芬则出头致电湖南与黄相抗。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日记称:

“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第56节,

四月初一日日记又称:

“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

而在闰三月二十一日,陈庆年致信汪康年:

“闻报馆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骇异。梁公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告湘中,词气壮厉,幸如所嘱,坚持无动,鬼神之情状,圣人知之,何足畏哉!”

陈庆年的话,表明了张之洞一派的集体态度。他们此时与康有为一派不仅是学说上的分离,而且已在政治上对立,汪康年又一次度过了危机。梁鼎芬之所以能“出为鲁仲连”与黄遵宪对抗,是其背后站着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即《时务报》改官报风波之前夜,张之洞发电汪康年:《时务报》“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敬佩。”这是张的公开表态。θ米θ花θ书θ库θ ;http:www。7mihua。com

还需说明的是,尽管张之洞对康有为意见极大,但对梁启超却仍存有“爱护”之心。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98年2月17日)发电张之洞:“患疟经旬,惫甚。刻难行。届时奉闻。超叩。”这是梁对张邀请其来武昌的回电,张的原电我尚未见。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春保荐经济特科人选时,张之洞保举了杨锐,也保举了梁启超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梁启超与汪康年在《时务报》之争,以梁退出而告终,但康、梁对此并不甘心。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臣窃见广东举人梁启超,尝在上海设一《时务报》局,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博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闻自去岁九月,该举人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臣恭读邸抄,该举人既蒙皇上破格召见,并著办理译书局事务,准其来往京沪,臣以为译书、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拟请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无得诿卸苟且塞责。”

先是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后,光绪帝旨命以六品衔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大学堂编译局。对于这一安排,康、梁并不满意。此时让梁执掌《时务官报》,康亦有意以此来掌控全国的舆情。光绪帝收到该折后,当日将之交给其师傅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自翁同龢被罢斥之后,孙家鼐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光绪帝时常将重要事件交其议复。而孙在政治上、学术上又与康有为甚不相合。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孙家鼐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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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

孙家鼐由此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原是康党要求夺回《时务报》,并以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孙却顺势将康有为请出北京,政治手段运用得相当圆滑老辣。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同意孙家鼐的提议,“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汪康年本是消息灵通人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一发,他就十分注意孙家鼐的动作。他的堂哥汪大燮正在北京张荫桓幕中,随时与他通消息。六月初八日晚上,汪康年刚得到一简单的消息,立即发电武昌:

“报馆事,奉谕归官办。此事于大局有关,应如何办法,乞为主持。康。”

然在“张之洞档案”中,该电及汪康年此期发往武昌的电报,大多没有收电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张之洞,或是张幕中的重要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梁敦彦等人,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推测。汪该电初十日(7月28日)午间到达武昌,张之洞当日夜间发急电给汪康年: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日(7月29日)发电武昌:

“急。蒸电敬悉。顷奉电谕,知竟归康办。章程三条未详。现拟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改名《时务杂志》,与从前《时务报》一气贯注,并请节庵为总理,已电焦山。谨候电复。康。真。”

汪康年刚到得到六月初八日的上谕,方知《时务报》交给康有为办;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提出了对策,即仅“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另行出版《时务杂志》。此即后来汪、张所采用之计。汪在此电中还同意梁鼎芬出为总理。六月十三日(7月31日),汪康年发电钱恂:

“督署,钱念劬:报拟改《时务杂志》,请节庵为总理。时报即归官。一、不背旨;二、有以对捐款、代派诸人;三、大局不致掣动。恳告帅及节庵。即电复。康。覃。”

汪康年要求钱恂此中帮忙做工作。他还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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